也谈海龟和经济学研究

人说在国外的人才最爱国,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事实上,自从踏上美国的第二个月开始,我就彻底断了久居于美国的念头。相比较国内丰富多彩的生活,久居于海外不仅思乡思亲思友之情高涨,更有学无以之用的感觉。相比较国内教授丰富多彩的生活,业余时间的儿孙父母团聚之乐,逢年过节的大团圆和各式各样的饭局社交,我理解到定居海外的教授生活的枯燥和单调。毕竟这些客居海外的学人都是白人社会的边缘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无法融入主流的白人社会。他们的母语是中文,他们的根在中国。每天家到学校的两点一线,个体性极强的白人学者绝不可能对中国老师推心置腹。这种孤单实在是没有到过海外的中国人无法体会的。可以说,在美国的遍地的大农村中,华人学者们到周末往往只能选择去教会来舒缓自己心中的单调和苦闷,因为除了教会中的华人,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和自己谈天解闷,满足自己渴望被理解和倾诉的心情。

于是就有了海龟们。尤其是在经济学圈,现在海归们的比例越来越大,好的国内的高校已经基本发展到了非海龟不招的境遇了。一般来说海龟们的读书成绩都很好,graduate school一般也读了八九年,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啊。他们对于一般经济学的处理方法非常的熟悉,比如说DSGE,一般的计量和时间序列的处理手段都了然于胸,海龟们最喜欢做的莫过于使用现代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或者处理中国经济中的若干问题,因为这样的确有学的东西有用的成就感。这种想法也在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但是套用经典模型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往往会有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模型中对于变量传导和模型成立有着非常强大的隐含要求。有时候为了求解上的方便,模型一般都是假设经济变量的传导是自由的竞争性的,而不是受到操控乃至是操纵的。一个受到操纵的经济变量和一个扭曲的传导过程是很难用现代经济学定量工具刻画,来得出确定性的结论的。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模型的隐含逻辑在中国社会中是不成立的,这就给学术研究带来巨大的难题,要么放弃经典的经济学架构,自己做一套符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变量传导模型,要么就囫囵吞枣套用现成的经济学模型,再胡扯几句变成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文章。很遗憾现在的海龟们往往采取的是第二条路,不仅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到应试训练,缺乏高屋建瓴提出新架构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周围人的示范效应使得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身文章存在的严重逻辑漏洞。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使得学人不得不为终身教职在头几年中奋力打拼搏,这样的囫囵吞枣是最容易拿到终身教职的,而自己挖空心思去做一个新的模型,去救国,最后可能既发不了top,又浪费了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数据是有水分的。姑且不论第一个严重问题,就算模型的隐含逻辑在中国完全成立,就当中国是个高度自由的不受到任何官僚操纵的经济架构,但是我们公布的统计数据缺乏严重的可信度。这导致做出的模型结论和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甚至是哭笑不得。

其实有一个教育部官员早就狂妄自大地声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经费完全就是为了堵住学者的那张该死的嘴,让他们稍微体面点地活下去,而不是让他们搞什么狗屁学术研究的。在如今的中国的社会架构里,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而如果人人都说假话,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把假话的逻辑当做是自然的逻辑,把新闻联播里传播的概念当做是与生俱来的逻辑。比方说,当我们天真地认为货币发行是建立在国家暴力的基础上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这个逻辑是天然成立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这个逻辑并不是那么的自然的。从这个角度深挖下去,才能做出有价值的文章,如果建立在国家暴力的逻辑基础上,货币的公信力是国家暴力,那么你做货币和通货膨胀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通胀是中国人的活该。另外的逻辑是在金融市场的研究中的,象牙塔中的学人们根本不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极端血腥和残酷性,用最浪漫的模型去套用最残酷的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当罗成狂妄自大地说出亿安科技的价格我说了算,当某操盘手为了庆祝女儿生日当天把股票钉死在涨停板上的时候,象牙塔中的学人们似乎会问,罗成是谁?操盘手是谁?327是什么?管金生是谁?这些陌生的名字和陌生的故事折射出的是学人对中国深层次社会问题的知识积累和思考能力的浅薄和无力。我一直深信,经济学的功夫在经济学之外,这样的一门社会科学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架构的理解,是做不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当我们阅读《资治通鉴》的治乱兴衰时,我们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司马光笔下那人类社会的纷纷扰扰复杂多变。当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恃强凌弱特性和中国古代灿烂悠久文化时,我们不紧感慨勤劳勇敢和迂腐懒惰这两个看似相悖的形容词是多么的切合中国的特点了。读了资治通鉴,我们才感受出了现代博弈论处于现实社会问题是多么的无力。现代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假定还和现实有着巨大的鸿沟,人尤其是是中国社会的人,是极端复杂多变的,当MIT的教授和博士们用着最最复杂的模型去刻画社会中的一切和预言社会中的一切时,MIT的高材生伯南克狂妄地宣称他可以坐在直升机上撒钱来解决经济困局时,上帝笑了,笑的是人类狂妄自大的浅薄和无力。当最好的宏观经济模型都无法预言甚至无法解释美国经济在增长了三十年后为什么会出现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甚至罕见的消费逆转,你就该知道社会上对于经济学家所谓的骗子头衔却非浪得虚名了。我们是骗子,一半是因为我们的狂妄,另一半是因为我们的无力。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尚处于理论物理19世纪的水平,数学模型刻画物理变量尚且不易,更不要说比粒子复杂的多得多的人类行为了。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动用多么复杂的数学,都有可能无法解释人类的终极行为。从现代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我们都可以看见拓扑、泛函分析的身影。这些看起来非常纯粹的数学在人类社会现实的描述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需要开发出更加复杂的数学,减弱我们的经济学假设和变量传导条件,做出更符合现实社会的模型来。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接近真理,而不能达到真理。这和使用压缩映射原理处理起来的的贝尔曼方程不同,我们只能逼近而不能达到罢。

我心目中的好的做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杨小凯这类的。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熏陶,在监狱中接收到了中国社会现状的最现实的教育,然后又在美国接受到了最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做出了相对比较好的接近于现实社会的模型。当然,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不能奢求所有的中国经济学人又读过资治通鉴,又了解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的方方面面,又对中国的政治架构了如指掌到可以倒背所以中央委员的简历,然后又是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拓扑的高手。很遗憾,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上面的这些条件也许是缺一不可的。

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学,她是一门社会科学,如果经济学的模型不能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的话,那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大体无用的。我们要做的不是饱含热泪感慨时运不济,而是怎样在现实环境中为社会实现最大的价值。这也和经济学中约束最优规划的理念是吻合的。我们要的不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而是我们能在现实的约束中怎样才能改进到最好。经济学让我们变成了现实主义者,我们不能抱怨我们为什么身在一个共产国家,所有的市场都是扭曲的,所有的数据都是有水分的,所有的自由都是没有的。相比较非洲,朝鲜,难民,残疾人,我们已经很幸福了。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中找到改善所有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一个可以派66个警察,分三班倒,每班22人监控一个盲人,还在盲人家里摆满玻璃杯的国度里,让每个人生活的更好。我们解决现实问题,但我们也不能丧失理想。无论社会对于我们的评价是处在什么位置,我们都在持之以恒,永不放弃。文革中在监狱的基督徒还每天坚持祷告,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磨砺。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说的就是这个。文革中的基督徒很多高考恢复后上了大学,熬过了中华文明上最黑暗的十年。我们现在的境遇难道也不是上帝对我们的磨砺么?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当77届的大学生只能站在食堂里吃饭,没有复印机、没有教材、没有习题集和试卷集,依然还能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去为了一份安稳的工作而囫囵吞枣?这是对于我们天赋的滥用,也是对于上帝给予我们恩赐的滥用。

经济学是一个研究Constrained Optimization的学科,没有了Constraint,也就没有经济学了。戴着镣铐跳舞,才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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