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益唐杨小凯初窥学术界现状 ——美国政治随想录1

一年以前,张益唐以一篇石破天惊的论文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一位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数学系讲师证明了存在无穷多对有界的素数对,把沉寂了数百年的孪生素数猜想的工作推进了一大步。在 Terence Tao等人的努力下,这个上界目前已经被缩小到了300以内。当然,张益唐目前的方法是无法被改进成2的,也就是说孪生素数猜想的本身是不能通过张益唐本人的方法得到最终攻克。

但这已经是纯粹数学界这几年来最有突破性的工作了。张益唐的经历非常传奇,这位中国上海出身的北大才子,由于在博士论文中和导师发生的不愉快(他利用了导师的成果证明了著名的雅克比猜想,最后发现导师的引理有误导致证明前功尽弃,导师进而拒绝写推荐信),使得张益唐本人在美国学术界无法找到工作,只能在朋友开的赛百味店里打下手。但这位当年北大同级别学生中最有才华的学生并没有放弃学术之路,在制作三明治、端盘洗碗的闲余,张益唐并没与放弃数学研究,终于在2013年完成上述重要工作,震惊科学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益唐的经历比John Nash更为传奇。John Nash虽然在数学上遭遇到了一些挫折,屡屡和Fields/Abel/Wolf 奖擦肩而过,但他却凭借他有生以来写过的最简单的一篇用不动点证明纳什均衡存在的论文,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被拍成美丽心灵的电影,极大地缓解了这位普林斯顿天才幽灵内心中的抑郁,使这位老人重新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而张益唐的人生道路远比John Nash更为坎坷。北大的经历已经证明了张益唐在学术上的绝顶天赋,但在美国目前这样的一套推荐信制度下,张益唐多走了无数多的弯路,甚至可以说差点一生得不到任何公正的待遇。有人开玩笑说,专制的中国把张益唐这样一位毫无背景的娃娃送进了中国最高学府,民主自由的美国却把张益唐这样一位天才送进赛百味洗盘子。

而且,在如今的美国学术界,这样的现象逐渐成为常态:学术界越来越强调“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虽然我无权评价顶级期刊的含金量,但诸如CNS期刊灌水率直线上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期刊已经逐渐沦为骗房顶和评天牛的工具,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推荐信/天牛/同行审阅的规则是美国上个世纪中叶建立的,其初衷是美国教授工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设立的。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新人的晋升由老人决定,副教授的提拔由所有有天牛的教工决定,正教授的提拔由所有在位的正教授决定。这样的逻辑其实和各种形式的工会组织大同小异,都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这套制度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一直运转良好,一是由于战后大量的欧洲高素质科学家流亡到美国所致,二是由于80年代末苏东剧变导致大量优秀的前苏联最优秀的科学家流亡美国。但当这批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和他们的徒弟们逐渐离开学术舞台的时候,这样的一套制度已经逐渐演变成学术包工头压榨学术奴隶的工具,大量优秀人才远离了学术界,产生了一代不如一代的奇怪现象,这样的情况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北美华人已经逐渐把生物化学类的博士后称为千老,这些行业里学术奴隶不得不被极大压榨劳动力,忍受着极低的报酬和极大的工作强度,为学术包工头贡献一篇又一篇文章。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长的北美变态生物包工头列表。大量网友用切身体会指出了学术并不是总是那么高尚。学术在今天居然演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既得利益的学术包工头们只需要依靠渠道搞到NSF之类的房顶,就可以躺在学术奴隶的血汗上享受成果。虽然在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但在感情上我们十分难以接受原本非常纯粹的学术圈也逐渐演变成了名利场。如今出现的德裔科学家回流普朗克研究所,申请洪堡基金,韩裔科学家回流韩国社会,争取三星基金的现状,已经逐渐为众人展现了美国学术圈并不总是那么光彩夺目。这套制度在演进了几十年后也许真是到了历史的尽头。

再看华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遭遇,他的学生张永生在杨小凯逝世后撰文怀念说: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像《美国经济评论》(AER)和《政治经济学期刊》(JPE)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这些对编辑而言新颖而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像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对此,小凯深感无奈,所以,他对我谈起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

说实话,现在的主流学界对于整个框架的认知是非常浅薄的,众人为了天牛不得已需要进行对现有的理论进行细枝末节上的扩展与修补,在细枝末节进行技术复杂性的延展,追求数学复杂化和论文复杂化。这是有悖于我对学术的认识的。好的学术应该是美的,而美的标准从来不是以技术复杂性著称的。追求美才是人类永远的象征。在顶层架构缺失的情况下,全民共同参与技术复杂化,显然是一件相当可笑的事情。这个问题无法在现有的推荐信/天牛/同行审阅规则下被突破,只能期待未来人类对这个制度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后创造出新的游戏规则出来。在现有的环境下,任何颠覆性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宏观架构都无法通过同行审阅,也无法获得主流的推荐信,很难对现有的框架进行实质性的修正,因为认可这样的架构就等于打写推荐信人自己的耳光。我们无法期待这么多学术的既得利益者拥有如此伟大的勇气和人格魅力去颠覆这样的成规。人类如果永远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在前人基础上前进一半,那永远就只能像那只芝诺乌龟,看似努力却连有限的距离都走不完。这正是目前学术制度的尴尬之处。

我引用一段卢昌海博客中的言论结束本文。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在线教育的普及,传统面对面授课教育被颠覆后,那些无法产业化的学科在丧失了学费这项重要收入来源后,如何维持大量的科研开销,将是一个重大难题。这样的困境会逼迫学界重新反思目前的游戏规则,我相信这会给学界注入新的活力。那时候,可能是人类下一个科学的黄金岁月,而之前的学术民工,有可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成为一种特定年代特定制度下的牺牲品。

卢昌海:我坐在自学教室中, 闭上眼睛, 让思绪静静地飘荡在时间长河中, 让心灵追溯着自己思想的轨迹。 我觉得, 这与其说是一种思想的转变,不如说是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性格, 发现了自己性格中一直静默, 但却确凿无疑地存在着的一面: 我是那样的珍视自由的、 无拘无束的思维, 我强烈地排斥一切强加在我思维上的束缚。我渐渐地发现如果我选择研究院作为自己的归宿, 这种压力就将伴随我一生。 我将不得不象一台机器那样不断地发表文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阴暗的前景。原因只有一个: 我喜爱物理是因为喜爱物理学中的大胆创见和理性之光, 我愿意思考那些最基础的问题。 但我失望地发现, 对那些本应该是物理学之本的基础问题的探索已经变成了一种点缀。今天的物理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东西, 比如在重整化的框架下作复杂的计算。 具体的计算自然是物理学的主题之一, 但在一种情况下我不愿意从事这种计算, 那就是当计算所依据的基础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时候。不幸的是, 高能物理 – 我曾将之视为自己未来的职业 – 的情况在我看来正是如此。物理学家们没有搞清楚理论的基础, 却一味地埋头计算, 甚至几乎不再有人对基础问题感兴趣, 这让我觉得很伤心。 现代物理的基础问题是很难在少数人手中得到解决的,当所有人都远离时我一个人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我喜欢物理, 不是喜欢任意的计算。 要想发表文章就得紧跟潮流, 但这却反而离开了我的兴趣, 这正是使我考虑放弃以物理作为职业的原因。只有当我不必受发表文章的压力所左右时, 我才能自由自在地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 Einstein 喜爱看守灯塔的职业,因为那样他可以在自己的心灵中建立一片宁静而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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