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乡土中国

本文原载于2013年5月17日的《南方周末》

(一)引言

 

梁鸿最近出版的《出梁庄记》写了三代农民工,老一代和中一代大都觉得,在城里赚了钱回农村,踏实。新一代很少要回农村,他们长在城市,觉得自己是“城里的孩子”。但现实是,他们最多是“城中村的孩子”。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每一天,中国都有上百个村庄消失。梁庄也是那千万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之一。
梁庄在河南穰县,离省会郑州426公里,离南阳80公里。在中国地图、河南地图上,都看不见它。即使在南阳市、邓州市的地图上,梁庄也只是一个小黑点。
因为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出版,这个普通的村庄,逐渐被外人知晓,和费孝通笔下“江村”一样,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标本。
通过五个月的回乡调查采访,梁鸿还原了梁庄近40年来的变迁故事,真实记录了乡村的破败和荒芜过程。此后,梁鸿又用了一年,沿着梁庄人外出打工的路线,走访了十余个省市三百四十余人,在《人民文学》发表《梁庄在中国》,讲述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出梁庄记》。2013年4月28日,梁鸿凭借《梁庄在中国》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
梁庄曾有150户人家,六百四十多口人,如今的留守者不到200人,大多是老人和儿童。30年里,村民陆续离乡,前往北京、郑州、西安、深圳、青岛、内蒙古、新疆等地打工谋生。2013年劳动节,南方周末记者从邓州出发,在梁鸿及其家人陪伴下来到梁庄。

(二)我看到的不是“农民工”,而是一个“人”

 

南方周末:梁庄的什么让你念念不忘?

梁鸿:对我而言,梁庄不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学意义的乡村,它是我的故乡。我看到五奶奶,和你看到的肯定不一样,我看到过她年轻的时候,知道她的每一个故事,察觉到她越来越矮,也越来越老。梁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点滴的幸福,生命流逝。我希望能够把人的痛感带出来,让你感觉他再不是那个风景里的人。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样的痛感?

梁鸿:譬如五奶奶的大孙子宝儿11岁时在村里淹死了。孩子的父母,就是我的堂叔堂婶,在青岛一家电镀厂打工。我在青岛时,每天晚上跟堂婶睡在一起,听她的呼吸,很轻很轻,我知道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晚上终于忍不住,我说咱们聊聊天吧。她第一句话就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12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跟我讲在这之前,她怎么有预感,怎么回家,身体怎么垮掉,怎么艰难地怀孕。她说有一天晚上看见蚊帐上面黑压压落一层蚊子,她说坏了,家里要出事了。还有有一天她上班突然晕倒了,觉得一定要出事。果然,孩子就没了。他们一路哭着回家,五奶奶跪着抱着她的腿哭,心里很内疚。等等等等。
你在旁边听,觉得黑暗之中万籁俱寂,无数清晰的痛涌了过来。这个农村妇女白天从来不会谈的。她的伤痛永远是在心里面翻腾的。农民从来没有历史的机会,讲讲自己的故事,她只有在半夜讲,讲得非常完整。
我希望把梁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呈现出来,哭、笑、痛,一个眼神,动作和姿态,都细致地描述出来。你看到的不是“农民工”,而是一个“人”。

南方周末:《出梁庄记》写了从梁庄出去打工的三代人,每一代有什么特征?

梁鸿: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年纪五十多岁,以前都是种地好手,对梁庄有一定的感情。城市对他们来说有着痛苦的经验。比如沿街卖菜,每天都被城管抓;蹬三轮的每天都可能要被交警抓,城市每天在驱逐他。他们对城市没感情,就是为挣钱讨生活,不管你怎么撵我打我追我,只要能挣到钱,我都可以忍。挣再多钱,他都是要回家的。
中年一代农民,会夫妻一起打工,成功的可能会考虑在打工地买套房子,安家落户。但也很少真的就在那个城市定居下来。他们通常会在本地县城买房。一是房价便宜,二是生活成本低,离老家近,熟人多,心里踏实。
第三代打工者基本上都是85后、90后,没挨过饿,没吃过苦,跟村庄没关系,也没感情。他们有的出生在城市,没回过农村;有的回农村,但时间短,连庄稼都认不全。但他们也不属于城市,住的是城中村,脏乱差,认识的朋友都是打工者的孩子,读的小学是打工子弟小学,师资力量不太好,高考得回老家。
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期望值,跟城市的小朋友一模一样。要进外企,要挣八千一万的工资,要买车买楼。但城市不给他这个上升空间,所以他非常愤懑。比起前两代农民工,他们的公平意识、自我意识、享乐意识更加明晰。这是社会进步,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但这又给他们带来困境。他们很难实现理想,所以内心更没有着落,漂泊感更强烈一些。

 

(三)乡绅对村庄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你认为今天的梁庄为什么会逐渐破败?

梁鸿:我们,包括大的社会、制度、文化和村庄里的每一个人,对这个村庄不爱了。物欲的膨胀,城市的消费习惯,影响到农村,影响了农民,也最大影响到梁庄。梁庄的新房并不少,但却仍然破败,这是因为没有人,而新房也大多是凌乱、单调的。
另外就是环境和资源问题。传统农业经验有很多是非常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譬如农村的资源大都可以反复利用,我们的粪便,牲口的粪便,撒到地田当肥料,现在我们全是用化肥。以前小孩出生,尿布反复地洗,现在用的全是尿不湿,走在乡村大地上,遍地是触目惊心的垃圾。工业的过度发展,人类的过度消费正在乡村惊人地呈现出来。这并不只是乡村环境被污染、建没建垃圾回收站的问题,不只是资源浪费的问题,它显示了人类在这一工业化过程中惊人的破坏力和内心的迷失。

南方周末:你说过最重要的是农村“没人”了,是哪种意义的“没人”?

梁鸿:乡村的整个中壮年几乎都不在家。留在村里的老人、小孩大多也只是生活而已,很少能够对村庄的公共建设和发展有真正的参与。梁庄有图书室、电脑,有活动室,但常常落满灰尘。有知识有文化的,15岁到50岁这个年龄的人,都进城去了(在城市也不是一种有机性的生活)。许多农村老人六七十岁还带好几个里孙外孙,完全没有个人生活,并且真正可以说是老无所依。

南方周末:没有人回流吗?

梁鸿:今天谁回流?你熟悉的整个氛围没了,你的玩伴、亲人都没有了,村庄所有的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被抽走了,你回去干嘛?在今天的价值观里,如果我回农村去,会是一个笑话。他们会认为你是混得不好。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化的潮流中,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某一个农民、某一个人回乡。
在历史里,我们有“乡绅”在支撑整个村庄的道德结构和文化结构,比如你在北京做官、经商,老了告老还乡。教教当地的孩子,出钱修学堂、建祠堂,结交文人雅士,并且经常会管理村庄的事务,这样的人对村庄的影响非常大。
现在,考上大学的那些梁庄人会回梁庄吗?譬如说我,我会回来吗?就现在的状态而言,我认为我是不会回来的,我不敢做那么大的决定,因为我觉得我会被困在这“荒凉的孤岛”上。如果社会不从整体上扭转对乡村的基本认知,我想,乡村的“荒凉”和“消失”是必然的。当然,这也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的制度的最终目的。消灭乡村,建造城市。
而对于大部分打工的农民而言,他也往往是在不得不回的时候才回。我们村回来的两个男的,一个腿断了,一个是小脑被砸伤之后,手萎缩了。另外几个快60岁了,回乡是为了带孙子。

南方周末:等于乡村彻底没有了社会精英?

梁鸿:是的,乡绅没有了,像我父亲这一代“爱管闲事”、又略有一点见识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一代所谓知识分子又是在“逃离农村”的观念中上大学进城,年轻一代孩子也无不想着挣脱这个“鬼地方”。
我跟和我一样从农村出去最后走上政途的官员有接触过。一般一届任期只有五年,要想升职,就一定要在短时间里出成绩。怎么办?种庄稼、搞生态农业、规划村庄的长远发展?肯定出不了成绩,只有卖地、盖工业园、引进工厂,马上有效益。在发展建设中,官员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小老板的利益,甚至一个村支书的利益,都可以挟持村民,牺牲他们的利益。有些地方让农民动迁,一开始量地,和政府测量人员一起出现的是房地产商,占地赔款是他发的,这片地升值的部分利益,被房产商和政府拿走了,跟农民没关系。
这样的官员,应该说在他的村庄,他也是社会精英。难道他不爱他的村庄吗?在抽象意义上,他是爱的,那是他的故乡。但当他成为官员时,作为乡村孩子的那一部分越来越萎缩了,更多是体制和利益的化身。

南方周末:现在,农村孩子通过上学,还能够改变命运吗?

梁鸿:越来越难。在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通过“考学”这条独木桥进入更高阶层,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今天这条路也几乎被堵住了。原因很简单,一是农村的教学质量普遍在下降,“撤点并校”以后,很多村庄的孩子像“包袱”一样被塞在超级小学、超级中学中;二是农民孩子的父母通常都不在孩子身边,孩子缺乏真正的监管,很难考上好的大学;三是即使大学毕业,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我2011年在县城和乡下做了一些教育调查。看了看现在的数据,真是太可怕了。在乡村撤并学校后,小学统一撤到乡镇,中学并到县城,一百多个学生一个班,有时候四个孩子坐一个桌子。怎么教育?人太多了,老师根本忙不过来。
现在义务教育不用掏钱,但生活成本非常大。很多农村的孩子,家远的要寄宿,有的要在镇上、县里租个房子,一年下来花的钱非常多。大部分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都是问题。农村孩子的辍学率其实很高,很多孩子坚持到初中毕业就不上了。

(四)匿名的反抗

    南方周末:你认为“乡土中国”会消亡吗?

梁鸿:在现在这种急进的城市化制度和进程中,肯定会消失。主要是精神结构的消失。原有的道德基础、文化样态彻底动摇,“利益”变为最直接的东西。
原来传统的大家庭生活里,大家要面子,还有道德约束,你不能干太丢人的事情,做了错事会脸红。现在一拆迁,利益凸显出来,原来那套伦理价值观,迅速坍塌掉了,兄妹情感、父子亲情,全部没了。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这种文化坍塌不可避免,可能会更加严重。

南方周末:农村日常生活中,还有多少传统文化内容?

梁鸿:基本上都消失了。从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破除“封建迷信”,拆除一切有形、无形的传统。祠堂、寺庙、戏楼、墓地、墓碑、牌坊、门楼,传统的建筑统统拆光;哭丧、法事、烧香拜佛,和传统有关的生活仪式,不再存在。
梁庄原来有土地庙,我爹告诉我,村里死人了,一定要到土地庙烧纸钱,告诉阴间,我们这个人来了,希望接受他。后来拆除土地庙,还要哭丧怎么办,只好到十字路口去烧一烧,人变成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这里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现状流行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抚慰与粉饰,并非真的有信。就像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南方周末:进城务工的农民,在他们聚居地是否还保留了一些乡村传统?

梁鸿:农民进城,所有的人际关系,圈子,都来自农村。我在《出梁庄记》中用“扯秧子”来形容这一现象。村庄里的一个人来了,他的亲戚,亲戚带亲戚都来了。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经验,没有渠道,只有依靠原有的人际关系,寻找发展机会。每个打工者聚居点,都以老乡为单位聚在一起。
他们的身份感仍然依靠这个“熟人社会”来建立。譬如我,我有稳定的职业和圈子,别人会尊重我,我在这个地方有我的价值感,有我的身份存在。打工的农民没有,他是一个原子,没有单位,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所以,他们只能抱成团,在城市远郊的村庄扎堆住,相互帮助扶持,形成利益团体。相互之间也吵架、打架、尔虞我诈、家长里短;彼此怨恨着、厌恶着,又亲密着、交往着,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
这个封闭的区域,是他们熟悉的世界,是一个关系网,你是谁谁的小姨子,你是谁谁的小舅子,每个人都有存在感和价值感。如果是好人,会受到尊重;如果是坏人,会被人看不起。

南方周末:他们与雇用者,与所居城市的关系,你用了一个词“匿名反抗”。

梁鸿:“匿名反抗”是美国一个政治学家命名的:通过消极的反抗方式达到某种正义的补充。在遭遇不公时,农民绝不是认命的,绝不是我们想象那样默默忍受,他一定是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只不过那种方式被大家忽略了,但它依然是一股潜流。
比如光亮叔在青岛电镀厂打工,电镀是一个高污染的行当,我的堂弟小柱其实就是中毒死的。车间排风扇坏了,老板们不换。打工者不满,不敢公开抗议,最后选的方式是偷金属板,一个卖七八百块钱,大家平分,算是一种正义的补偿。
另外一些打工者,嫌工资低,用的是消极怠工。你剥削,我不给你好好干,让你的废品多一些,多消耗你一点成本,达到某种反抗。
像今天更年轻的打工者,他们最恨别人看不起,往往会爆发,带刀去马路上寻事,故意挑衅打架,或者把路灯、桥栏杆、车站灯箱这样的公共设施砸了发泄。他们的反抗方式都是匿名的反抗。

(五)祖先勾国臣的故事

    南方周末:现在的一个提法:农民工不要来大城市,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搞起来,你们去这些地方。你怎么看?

梁鸿:我觉得,农民工去哪里,是他的自由,是他的基本权利。
先把农村变得更好,城市像城市的样子,农村像农村的样子。农村有和城市一样的社保、医院、小学,有很好的服务设施,很好的规划,空气是好的,有果树绿地,房子盖得非常好,可以上网,我干吗要在你城里?
与此同时,如果他想进城,不管去哪个城市,你要公平对待。农民工应该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各种保障,不许随便抓不许随便打,尊重他,包容他,他自然也会越变越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梁鸿:这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拯救农村的衰败,恢复它的活力和生命力;有可能是一个历史坍塌的开始,农村彻底地消失和灭亡。
有一个根本问题一定要问,我们到底要建构什么样的“新农村”?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我常听到基层官员,包括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说:我让你住楼房,多好的事情,你干吗不住,要上吊,要躺在那个铲车下面?那么反过来问他们:你有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意愿?他花一辈子盖了三层小楼,住在里面非常幸福,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我给你盖个公寓楼,地还能赔你一些钱。你觉得他会信你吗?你觉得他愿意吗?

南方周末:那你认为什么是更好的乡村,什么是乡村的幸福?

梁鸿:晚清留学生在日本办了很多杂志,都是以地域命名的,《河南》、《云南》、《四川》等等。他们当时谈的全是乡村自治,平等,民主,谈的是方言怎么样转化,谈的是黄河流域怎么来治理,完全现代概念。在那个时候乡村是有开放性,是有可能跟现代接轨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乡村”、“乡土”、“传统”变成一个前现代的、落后的、一定要抛弃掉的东西?仿佛只有把“乡土中国”像肿瘤一样割掉,我们才能真正达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语流变。
今天我们这种思维有一个前提,乡土中国要不得,赶紧把农村变成城市。为什么不可以让农村变成更好的农村?

南方周末:你认为农民在社会变革中,几乎没有主动权,一直是被动的状态。为什么?

梁鸿: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农民无论是留在当地,还是进入城市,都是被告知的。我2011年写一篇论文查出来,从1951年到1959年,政府下发了八九条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法令、法规、通知、指示,如1953年4月17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3月12日《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等。这些文件都是禁止农民流入到城市,因为要保障城里边的生活秩序。你是农民户口,去了没有福利,是“盲流”。这就是告诉你,你不能走,只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些基本造成了今日之间的城乡分治的体制。
19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是被告知的。后来又告知他,你可以进城了,打工挣钱。为了城市建设,农民付出了家庭、情感,付出他的幸福、健康,最后又告诉你,城里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你再回农村去养老。
现在,城市发展要农村的地,农民又一次被告知,把地腾出来,你们全部上楼。这些地腾出来干什么,你不要管了,还是一直被告知。

南方周末:中国农民在未来的社会当中,还有可能摆脱这种被动地位吗?

梁鸿:我在书里边讲了流传在当地的一个故事,叫“勾国臣告河神”
勾国臣是一个落第秀才,好抱打不平,爱管闲事。我们那边湍水年年涨水,淹了农民的花生、西瓜。有一天他喝醉了,又听见农民在骂:河神这么坏,每年都给你上供,你还在淹。他就想,我写一个状子,告到玉皇大帝那。状子写完以后他塞到门洞里边,等于没有上呈。后来有一天老婆跟他吵架,一气之下把他的状子全烧了。结果玉皇大帝收到了,说人胆敢告神,这还了得。就命令天兵天将来捉他到天上,你干嘛要告这个事情?勾国臣就说,河神太不像话,每年都淹农民。玉皇大帝说,你既没有种地,河淹地关你何事,先重打40大板。
人间的勾国臣悠悠转过魂来,知道自己快死了,告诉老婆说,我死之后,你要把我埋在湍水的旁边,最近的地方。如果河水淹到我,我就可以告状了——关我事,你把我淹了。我的长辈讲,说也奇怪,每年湍水都涨水,但都绕过坟头,从来不淹。解放前这个坟头还在,我父亲他们还去看过。还有个石碑,上面写着:义士勾国臣之墓。这是真名。
勾国臣大概是最古老的访民,上访失败了。但他还要反抗——把我埋在这个地方,你淹我,就干我事了,我就告你。我觉得这个故事太具有象征性,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人性格特征的来源,统统浓缩进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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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游波士顿感

 

       我们从上海来的学生一般并不喜欢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其脏乱差程度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城市熟悉的喧闹声也没有上海来的那么有亲切感。但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波士顿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了,她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新英格兰地区有她名字里独特的英伦风范。城市格局错落有致、典雅而安宁,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没有小城市的不便更没有大都市的嘈杂。虽然有时候略有堵车,但没有大都市那种堵车堵到尿失禁的夸张地步。也许小时候新概念英语课本里的完美的宁静的生活指的就是波士顿这样的吧。

       波士顿的地铁系统也相当发达。波士顿的绿线应该是全美最古老的一条地铁线路,可能也是全世界最慢的一条地铁。纽约的上班族如果到了波士顿,一定不能忍受开的比自行车还慢的波士顿绿线。令人惊讶的是,这么慢的绿线在最近还因为驾驶员在弯心加速而脱轨,实在是令我等大都市出来的学生惊掉了下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在未来的无人车普及之前,公共交通系统应该是要做好的。面对一天比一天拥堵的大城市交通状况,最合适最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做法就是像私家车主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费,使之开车的私人成本上升到社会成本的水平线上,征收过来的资金用来补贴发展公共交通。这种做法可以大大缓解城市拥堵状况,同时也可以有效改善城市汽车尾气污染。说实话,开车是累人活,坐车才是享受活。具体应该收多少钱,怎么来补贴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可以外包给国际咨询公司进行操作。中国的决策往往还停留在黑箱操作的层面上,因为越是黑箱操作经手的人越是有油水可以捞。殊不知黑箱操作不仅容易造成被收费者的反抗和不满,也容易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最直接的例子是上海每年大量的私车牌照拍卖所得,这一块收入政府究竟是怎么用的完全是一个黑箱。如果能把收到的牌照钱的每一笔每一块都详详细细地列出使用用途,完全可以做到令人心服口服。再比如美国的马路上为什么能做到没有人敢占据残疾人车位,没有人坐在前排敢不带安全带,没有人敢在警灯亮起后不立刻靠边停车让路?这正是因为如果发生了这些情况,美国警察会对这些违规的人处以200~300美元的罚款。为什么是200~300美元而不是25或者2500美元?我的感觉是如果罚的太少了就起不到警示作用,罚的太多了又有可能滋生走后门这些行为。当然美国人心中是有一条做事的底线的,美国人一般是不会为了这两三百块钱去为亲戚或朋友说关系的。尼克松搞窃听门,事发之后就算是他最亲切的朋友也背叛了他,这表明这样的行为是触犯了美国人的价值底线的。作为一个总统,既然你今天可以窃听政敌,明天就可以装一个窃听器在每一个人家中。做事的底线使得美国主流社会不会为了逃避两三百块的罚款而动歪脑筋。当然,具体怎么样惩戒违法者,同样可以委托给咨询公司精心设计。合理的罚款机制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可以起到警示威慑作用,使受罚者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从而提高交通运行效率和每一个人的驾驶安全系数。在中国,这样的罚款数目很可能是拍脑袋想当然决策出来的。北京单双号违章上路的罚款只有100人民币,显然这对于收入水平很高的北京人来说起不到任何警示威慑作用。提高罚款数额不仅可以使得限行政策落到实处,也可以使得北京提高财政收入。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市的执政者是有理由最优化他们的罚款政策的。

 

(转载)蚩尤血论“计划生育”、“后发劣势”:兼祭杨小凯先生

(转载)蚩尤血论“计划生育”、“后发劣势”:兼祭杨小凯先生

(一)引子:从“计划生育”政策说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一胎化”政策)于今已有三十余年。如今大祸已铸,恶行昭昭,千夫所指,穷途末路。回望历史,我们有必要对其做一个理论上的反思和总结,愿辨前车之鉴,而免后车之覆也。本文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分别出发,做一些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尤其侧重于“后发劣势”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并以此文祭奠纪念蚩尤血最尊敬的当代中国学者之一——杨小凯先生。因为“后发劣势和中国的改革路径选择”是一个大题目,蚩尤血匆忙所思必多有有疏漏错误,在此先预防性道歉,并恳请各位这方面的专家、以及各位网友不吝赐教,加以斧正。本文更因臧否人物,必引争议,所以权作“抛砖引玉”、“悬文引砖”所用,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各个话题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使所有人(包括蚩尤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能在不断的讨论中得以提高和进步。谢谢!
(二)对 “一胎化” 政策出台时历史语境的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起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1970年代初,由于源于西方的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弥散(technological  diffusion),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革”中的种种混乱情况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部门生产力的提升(很多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社会内卷化”(social involution)现象,劳动生产率、机器使用率在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49年以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开始感到所谓的“人口压力”,于是从72年起开始搞所谓“计划生育”,但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生三个,最好是两个, 78年D矬上台以后在79年开始搞只生一个。至于为什么上台后要搞“只生一个”,现在有很多传闻说法。其中富有创意的解释是说和断腰有关。但转念一想,他家另外还有四个是没有断腰、可以多生的,所以我又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很靠谱。蚩尤血对于79年“一胎化”政策的起因有以下几项个人解读:

(1)他们当时确实求“发展”心切。这帮2货跟着猫SB乱整胡搞了几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自己的青春生命也浪费掉了。到了70几岁回头一看,自己人生的一大半都是极其荒唐、荒诞、荒谬不堪的。虽然大权在握,但内心对国家民族十分惭愧,夜半失眠醒来有一种对自己历史定位的强烈恐惧感。再加上被日本人和李光耀故意刺激一下(给他们说什么“我们祖上都是下南洋逃荒的文盲,你们祖上都是中原饱学诗书的士大夫”这类刺激话),于是就想迎头追上、万事以“发展”为第一优先,恨不得把当时的人口红利用到极致。这种心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看,我们今天可以理解。
这里必须指出:“一胎化”政策短期内也确实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黄亚生的文章里面提过,根据一份联合国的分析报告,80年代至今,中印两国间生产率增长幅度差异的70% 可以被“ 大量印度妇女待在家里不出门工作”这一因素所解释,而印度妇女待在家里不出门工作、中国妇女却可以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家庭的孩子少。

(2)当时人的认识也很落后,就那么点见识,受历史的局限。(王安石再天才,他又能想到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改路径?)这帮2货在长年的战乱里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无知,又是无神论者而无畏。凡自己觉得是对的就要搞、就敢搞。当时除了极个别没有话语权、说的话外界根本听不到、听到了也没人理的知识分子外,xx上上下下,既包括政策制定者,也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见识都很有限(这和二、三十年的愚民洗脑、钳制舆论、教育断代有极大关系)。当时虽然有绝对数量不少的所谓“超生户”、“超生游击队”(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媒体强烈的嘲讽对象)由于还保存有 在社会长期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下意识地、自发地、个体地反抗这种“一胎化”政策。但当时的整个社会(包括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总体而言,对于“一胎化”政策并无一种自觉的、在理论上的深刻反思和全面批判。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看,我们今天也可以理解。

(3)但是、但是、但是,“一胎化”政策能得以贯彻实施、真正发生(actually happened)最最最重要的条件(制度条件)是:当时xx的政治制度也允许他们这么干。换句话说,当时如果是一个以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为核心的制度,他就是想这么干也干不了。假设 zf 拿那些“超生户”、“超生游击队”没办法,牵不了他们的牛、扒不了他们的房,那别人看在眼里,也会有样学样。“一胎化”政策自然也就实行不下去了。比如,印度是世界上首个正式提倡“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从1952年起,印度多界政府就想搞计划生育。但印度的政治制度就不允许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搞,而只能用经济上正面刺激、福利鼓励、教育、舆论、免费发避孕药、避孕套这些方式来搞。1976年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曾企图采取强制措施推行节育,结果引起了印度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她在之后一年的大选中落败。其后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随即抛弃了甘地夫人的强制节育计划,并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主要内容是节育以自愿为原则。尽管每个印度政党都意识到人口众多的消极影响,但都害怕触犯众怒,在历次的大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强制节育的口号。所以,在不同的制度局限下,当政府有一个想法和愿望时,中国政府可以为所欲为、但印度政府却力不从心。究竟那种制度会更加优越呢?(其实,准确的说法是“究竟那种制度会相对比较不糟糕呢?”)

历史很快、很快、很快就会给出裁决。

(三)对于今天“一胎化”政策现实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如果说,历史上“一胎化”政策出台时领导人的心态和认识局限我们今天尚可理解并部分原谅。但是到了几十年以后时过境迁的今天(其实在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前景已经明显非常不妙了,海内外很多学者就已经大声疾呼、不断提醒了),实际情况中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明显迫在眉睫,黄河就在脚边、棺材就在眼前,大祸大难就在立马当下,但为了一个集团(不光是寄生萎)的私利还是要坚持往死路上一头走下去,我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完全不能被原谅了。对于最近十几年来为什么“一胎化”政策虽千夫所指、却居然不死,能祸国殃民直至今日,至少有三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这种怪相进行分析和解释:

(1)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

寻租理论认为,利益集团会通过操纵政治环境和法律系统,在没有做大蛋糕(社会总产出)的前提下、甚至是在把蛋糕做得更小的前提下,扩大自己在已有蛋糕中的相对份额和绝对拥有量(rent)。今天各级zf(包括“寄生萎”)在“一胎化”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在今天的xx,以前搞“一胎化”的种种理由和原因都已经时过境迁不存在了,今天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非常糟糕,现在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社会严重老龄化,青少年人口数远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最近的吵吵闹闹的“养老福利缩水赖帐” 的部分(并非全部)原因就是因为此)。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无异于整个社会的自杀。但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却可以给今天各级zf和各个机构(不光是“寄生萎”)带来巨大的罚没权、审批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天量罚没收入和审批收入。为了保有、甚至扩大这些私利(自己在蛋糕中的份额),不惜用操纵政治和法律的方式把锅家民族推向死地(不断把蛋糕做小)。这就是典型的寻租现象。他们是要毁灭这个国家!为的只不过是赚一笔跑路钱而已。最可悲的是,五毛们还要把它们吹成这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明示暗示爱国就必须为它们献身。你要反对质疑它们,你就变成了卖国贼、美分党、繁殖狂(就像蚩尤血一样)。

(2)修正的“俘获”理论(A Revised “Capture” Theory)。

经典的“俘获”理论是说:政府为了调控某个产业,比如田纳西河上的水电站大坝,使之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于是设立了一个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设立的初衷是假设(suppose)其没有机构本身的私利,纯粹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运作服务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在长期内(in long term),这个原本被假设为中立的政府机构反过来被这个本应被它所调控的产业所“俘获”(被该产业利益所腐蚀、捆绑、裹挟),成为了博弈中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反过来使用其行政力量帮助该产业最大化该产业的利益,因此不但没有达到最初设计该机构时的政策目标——最大化公共利益,反而比原先没有该管理机构时更加进一步地损害了公共利益,与最初设立这个机构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看,最初设立寄生萎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人口情况和中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结果寄生萎这个机构自身膨胀以后,该机构本身成为了利益攸关方(全国至少有好几十万上百万吃寄生财政饭的zf工作人员,有知道具体数字的网友还烦请告诉我,附带巨大的罚没权/收入和审批权/收入),反过来为了机构自身的权力和私利(远远不止该机构本身的私利、而是整个zf的私利。比如罚没和审批收入的大部分都成为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寄生萎这个机构提供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就业机会也为各级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出路安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人口问题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早已时过境迁后任然坚持过时的、已经明显错误的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最初设计该机构时的政策目标——缓解中国人口情况和中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反而比原先没有该管理机构时更进一步地恶化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的困境可以部分用修正的“俘获”理论来加以解释。

(3)杨小凯先生大力介绍的(但并非他原创的)“后发劣势” (Curse to The Late Comer)理论(可以看作是 “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 Theory)的一个变形近亲)。

在21世纪初,杨小凯先生和北大的林毅夫之间有过一场非常有名的关于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辩论。林毅夫主张(也并非他原创)的是“后发优势”(second-mover advantage)。“后发优势”原本是产业组织经济学(Industrial Organization)里面的一个理论:即新兴的公司(second-mover company) 可以通过观察 领头先驱的公司(first-mover) 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模仿领头先驱的成功经验(搞技术、管理和发展策略模仿),利用先驱公司创造出来的市场环境和培养出来的顾客群和技术人员,避免重犯领头先驱的失败经验,所谓 “免走别人的弯路、少交学费”,节约了开发成本,减少了转型时间,从而后来居上,超越了先驱的公司。大家请特别注意哦,这个理论原来的应用范围是“公司”(其实用在“公司”这个范围内,有不少支持这个理论的实例)。但是后来有人(林毅夫是其中一个典型)把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国家”,认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指中国),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管理和产业政策模仿,从而后来居上,超越发达国家。

与此相对,杨小凯先生介绍了(也并非他原创)另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后发劣势”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大家请特别注意哦,“后发劣势”理论最初的应用对象就是“国家”。“后发劣势”理论认为(抄杨小凯先生的原文):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经济发展中的后起国家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所以,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

蚩尤血对杨小凯先生阐述的“后发劣势”理论做如下(A)、(B)两方面的深化和发展:

(A)技术模仿、管理模仿和政策模仿不但会“延缓”制度变革,而且会“阻碍” 制度变革,使制度变革更难发生。这种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a)技术模仿和管理模仿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但旧有制度下分配社会总产出的机制使得这种生产力提升的红利主要流向、而且是不对称地流向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对称地加强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社会、阻碍变革的能力(这种不对称性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财政收入的增长率长期远远远远高于社会产出的增长率,而慰问费用和均费的增长率又要远远高出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比如,在古代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100个农民才能养1个政府人员。在没有制度变革的前提下,由于学习模仿西方现代技术,生产力大为提高,结果允许了今天4、5个普通生产者就可以养活一个政府公务员。结果,当发生对抗时,古代100个农民面对的是一个,现在就必须4、5个面对一个。又比如,正是对源于西方的电信网络技术进行模仿改进,今天的“绿霸”、“金遁”、“甜眼”等工程大行其道。虽然你也可以说有翻墙软件这些工具帮助民众。但是翻墙软件这种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毕竟是小团体、个人的分散行为(比如,翻墙软件的使用者对于技术的学习和定期更新升级是完全分散的活动),这和动辄上千亿的慰问经费的统一使用相比那还是弱势。虽然翻墙软件开发的资金利用率会比“绿霸” 软件开发的资金利用率高很多,但后者在绝对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前者在两者间的长期竞争上并不被看好。又比如:今天各种慰问力量的装备十分先进、数量充足,管理也很有效。如果没有“通过技术模仿和管理模仿大幅提升社会生产力”这个前提,这种现象本身也难发生。

(b)在zf有意的宣传洗脑舆论引导下,通过技术模仿、管理模仿和政策模仿而带来的“红利事实”会使人们很容易误把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归功于原有的制度(make mistake in causality),对原有的制度产生一种“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the misperception、misperception、misperception of systematic advantage),增加人们对原有制度的认同感,从而消解了社会大众追求改革的动力。这种有意引导栽培下的“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 可以部分地解释 “中国社会80年代追求改革的渴望和动力远远远远超过今天” 这一现象。在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模仿还不充分,当时国门一开,大家目睹了中国和西方生产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立刻产生出对原有制度的一种强烈改革冲动。但是在今天,因为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模仿已经非常充分,两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已经大不如以前,所以大家对制度改革的那种冲动也随之减弱了。在技术模仿的潜力和增长空间被消耗殆尽之前(蚩尤血按:快了、快了、已经很近了),人性上的弱点会使大家的这种“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一直持续下去。其实,这种错觉一半是被骗、一半是人性软弱、不愿牺牲受难而导致的“自欺欺人”。过去有很多人(包括西方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对苏联在30年代~70年代的“成功”也产生过类似的“制度先进性错觉”,海耶克对此有过专门的深刻分析和批判。

其实大家仔细想想,中国今天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最大的功劳(95% 以上)来源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弥散(Technology & Management Knowledge Diffusion)。提高你我生产力水平、改变你我生活水平的每一样东西,有什么不是西方的原创?跟zf有根毛的关系?比如: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医药、现代交通、现代能源、现代通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管理学、现代后勤学、电脑、互联网、天气预报,… 有什么不是西方的原创?今天中国不大规模饿死人,是因为源自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弥散把今天中国的蛋糕做得太大了(全世界都一样),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要想大规模饿死人,因为蛋糕太大,几乎不可能,在全世界那里都几乎不可能。象朝鲜和1959~1961年那种极品,要不是天才还真搞不出来,你想搞都搞不出来。今天zf贪天之功,靠宣传洗脑舆论引导把功劳全都揽到自己身上,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这种进步说成是“体制的优越性”和“xxx的伟光正领导”,还极不要脸地吹出一个“切尔诺贝利京模式”来。拿现在不大规模饿死人(在源自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弥散下,今天亩产量是多少?)和60年以前大规模饿死人(60年前靠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亩产量是多少?)来比较,完全是无耻地忽视了时代的背景(context),尤其是时代技术背景(technological context)。其实这和zf、体制有根鸟毛的关系啊!(准确地说,是有极大的负相关,无之则会更加好很多)。

(B)“后发劣势”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由于先进国家制度上的自由开放性,会催生出大量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但是由于先进国家对于人权保障的制度性约束,很多这种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在先进国家根本无法得以实施和推广(注意哦:这里的重点是,想法 vs. 实施,技术vs. 推广)。但是,通过不搞制度模仿,只搞技术、管理和政策模仿,后进国家就获得了一种可以通过政府来实行、实施和推广这些“原创于先进国家的、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的超级能力。换言之,

在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下,政府有所为、而有所不能为;有技术可为,有技术不可为。
但在后发国家的落后制度下,政府无所不能为;无技术不可为。

这种先进技术和落后制度的嫁接(grafting)固然使落后国家获得了大干快上、迅速推广实现某些源自西方的新技术的自由度和在某些产业方面迅速超越技术起源国的可能性(比如,政府对华为等电信设备公司知识产权侵犯和潜规则横行的完全漠视、以及无限的政府贷款,政府对光伏产业产生的环保代价的完全漠视和无限的政府贷款、等等等等使得这些产业能迅速超越其西方的“老师 + 对手”),但是这种这种先进技术和落后制度的嫁接也使先进制度中原有的对新技术、新想法、新理论的 “防错” 、“纠错”功能丧失殆尽。很多看似聪明、有道理的新技术、新政策、新想法其实在糖衣下面都裹有致命的毒药(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联想起海耶克 的《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了吧)。由于人类认识的历史局限和自然局限,很多时候我们(有时是几乎所有的人)不能立刻分辨这些新技术、新政策、新想法的危害,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先进的制度,一个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制度、一个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制度、一个尊重历史长期自然演化结果的制度来防止对新技术、新想法、新理论、新政策的滥用。这正是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啊!(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居然没有学到这一条?!)。不模仿制度,只模仿技术、管理和政策使后发国家完全丧失了先进制度“防错纠错”的功能。 这恰恰就是“后发劣势”中最最致命的一条。

简言之,后发国家(不搞制度模仿,只搞技术模仿和政策模仿)固然获得了一种“实施推广技术的超级能力”,但却也同时获得了一个“超级犯错机会”。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哪有你光便宜占尽,却从没有吃亏的事?!从哲学上想也不可能嘛!所以说,先进的民主宪政制度对于人的(尤其是人作为一个集体的)骄傲狂妄无知贪婪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当时看不出来,长期(几十年以后)就知道了。这就是“制度优势”。

“后发劣势”其实是现代经济学(path-dependence)中 “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变形分支。“路径依赖”理论说的就是:过去的选择制约现在的选项范围,现在的选择制约未来的选项范围。(The choice in the past defines the option pool at the present, so does the present choice to the future options)。如果你49年选择了民主宪政的制度,那在79年你的选项库里就根本没有“强制实行一胎化”这个选项,你也就根本不会选错。对了,在这里考大家一个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问题,假设同一个人同一个效用方程,他面临两种条件制约(一)他有A,B两个选项,(二)他有A,B,C三个选项,换言之(一)是(二)的一个真子集。我们能不能说在(二)的条件制约下这个人的选择结果一定会不差于在(一)的条件制约下的选择结果,为什么?(答案可能不止一个)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中国人口危机就是支持“后发劣势”理论,反驳“后发优势”理论最有力的历史事实依据。避孕药、避孕套、上环术、结扎术、安全流产术、胎儿识别技术、人口统计、马尔萨斯理论、人口控制理论等等等等都是西方原创的技术和理论。数算最先提出搞“计划生育”、真正试验搞“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连印度都要远远远远早于中国。但正是“后发劣势”中落后制度 对于人权保障的缺失 和 对个人自由选择的尊重的缺失 使得 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在长期内真正采纳实践推广了(adopted and actually execute)上述技术、理论和政策的唯一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十亿人的大国)。还有什么能比 “一胎化”政策更能说明“后发劣势”的例子呢?蚩尤血真的不太想得出来(类似“地沟油”这种技术的起源和应用也是很好的例子)。

时至今日,面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危机,我们已经可以完全肯定地宣布:在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著名辩论中,历史已经做出裁决:

杨小凯先生完胜,林毅夫完败。

楼主:蚩尤血时间:2012-11-21 11:45:02

(四)后记:纪念杨小凯先生兼评中国三个著名的经济学者

    蚩尤血最初读到杨小凯先生的作品是十年以前。当时固然爱不释手,反复研读。但如今所学日多,年齿益长,我越发觉得杨小凯先生用中文写成的一系列思想性文章(不是学术文章)其实是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总纲性文献(我会在本文之后列举杨小凯先生各篇特别重要的思想性文章),我们今天面临和讨论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最后其实都要回到杨小凯先生的论述里去。其见识之深刻,启发之广远,实在是当代中国学界之罕见(当然并非唯一,象秦晖先生的很多文章、徐友渔先生的一些文章也是如此)。我下面举三个中国当代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名僧”并不等于“高僧”)来和杨小凯先生做比较,以瓦衬璧,而彰先生之光也。

(1)谢国忠。

谢国忠先生和杨小凯先生都从美国(世界)最好的经济系以博士毕业,他们所受的教育都代表了西方教育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很有才气的人。但是他们对职业道路和人生目标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谢国忠选择的是一条赚大钱、出大名、追求权力的宽门广道(wide gate and broad way)。去投行给有钱有权的人做投资分析当顾问,在镁光灯下搏大众名声(popularity), 靠在演讲中说些经济学段子和写些经济时评随感之类赚容易的块钱(easy and quick money)。至于这些玩意和谢先生在MIT所受的世界上最好最严格的学术训练有什么关系,这些演讲和时评究竟有什么思想上的(更遑论学术上的、理论上的和方法论上的)价值,又有谁在乎呢?Who cares? 当然,能做好一个“大众经济分析评论家”(Popular economic analyst and remarker)也不错。积累了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后或许还有在政治上进位的可能,但光做一个经济分析评论家也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那就是你这个月死、下个月整个世界就忘掉你。最多最多,你今年死、明年整个世界就忘掉你。

但杨小凯先生则不同。杨小凯先生不是好的“经济分析家”他自己投资亏了很多钱,也没有靠经济分析和评论赚什么钱,但他选择的是一条在学术和思想上艰难跋涉的窄门小路(narrow gate),能真正懂得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的人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在思想上的贡献和成就的人要多一些)。但是作为一个极好的“经济学家”(Scholar of Economics)和对中国当代政治社会问题有非常深刻观察和思考的思想家(thinker),杨小凯先生死后至少五十年内都会有人记得并且在乎他。同样非常有才气的谢国忠先生和杨小凯先生在个人气质上的不同和人生选择上的不同,或许(只是“或许”、只是蚩尤血个人的胡猜乱想)可以由他们的籍贯来部分解释(一个是上海人、另一个是湖南人)。

(2)邹恒甫。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今天我们在网上读到的杨小凯先生用中文写成的一系列文章大多都是思想性文章,并不是严格的学术性文章(当然也有少数算是学术性文章)。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两者也有很多交集,有不少文章既是学术文章,也有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大多数严格的学术性文章在思想上并无建树创新,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杨小凯先生自有大量的非常杰出的用英语写成的学术性文章和书(在中国能看懂的这些文章和书的人不多,因为要懂数学,还要受过长期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他的大多数中文文章是他的思想性文章,不是他的严格学术文章。
但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指出一点:在中国当今的历史语境下(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国最需要的、对当今中国影响最大的、对中国而言最最重要的并不是学术性文章,而是思想性文章。另外,即使我们把学术创作和学术训练当作是我们的首要追求,也绝不等于说我们要神化、神话、神秘化学术、更不意味着我们要在学术政治和学术等级上搞迷信崇拜(the worship in academic politics and academic hierarchy)。这两者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事。邹恒甫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坏的例子。邹恒甫有一点鼻屎大的学术成绩(他的绝大多数东西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应用价值极小,基本属于“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那种),他就整天 用他这点鼻屎大的学术成绩 去抽打 连鼻屎大的学术成绩都没有的张维迎,以此为傲,到处炫耀,在中国的学界张扬宣传一种学术政治和学术等级上的迷信崇拜,整天神化、神话、神秘化学术研究、学术训练,和学界人事关系,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大自恋狂。另外,邹恒甫为人处事非常的轻佻,北大“梦桃源”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为什么“梦桃源”酒店里面会有女服务员要叫你邹恒甫“老公”?(邹恒甫自己主动说的哦)。你就是走到妓院里去,妓女也不会一看见你就跑上来叫“老公”啊!北大“梦桃源”再淫荡,一个女服务员会叫你“老公”,你邹恒甫恐怕也要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邹恒甫在学术上的虚荣自大和他为人处事的轻佻作风对他的学生们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很多学生虽然在技术训练上不差,但在为人和学风上十分糟糕,骄傲虚荣自私势利得一塌糊涂。公允地说,邹恒甫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戡害也未必就比张维迎小(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

杨小凯先生则完全不同。杨小凯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极高,但他并不以此自傲。相反当他在谈论学术时,完全表现出一种平实的作风,在向中国的普通读者介绍西方的学术情况时(比如:可参见《杨小凯与黄有光对话西方经济学术界的游戏规则》《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等文),他从来没有神化、神话、神秘化学术研究、学术训练,和学界人事关系的不当表现(indecency )。相反,他对西方学术圈学术政治和学术等级上的缺陷有很清醒的认识,而且也坦承告诉中国的普通读者,并没有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挟洋以自重”的烂习气(秦晖先生、徐友渔先生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很好)。杨小凯先生当然是最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但他并没有“精英气”(He is a top elite intellectual, but is of no elite style)大家注意哦,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就像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应该有“傲骨”、但不应该有“傲气”一样。在信 主以后,杨小凯先生的为人和为文更是返照空明,于诚恳平实中见博大精深。最重要的是,在杨小凯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中国文脉的传承,他没有把自己完全沉迷在(indulge in)学术象牙塔里的语言游戏中(注意哦,我没有说“学术象牙塔里的语言游戏”不好哦,我只是说“完全沉迷”不好),只知道“为往圣继绝学”。相反,杨小凯先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一种基督徒 和 中国士人共有的“积极入世”的传统。在学习和学术研究的百忙之中,他用中文写下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思想性文章,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了非常深刻的观察和思考。这些文章正是今天中国最最需要的认识上的财富,至今一直启发引导着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积极重要的贡献。他的很多中文著作都是纪录了历史和人生、可以真正传世的文章。说句实在话,我看过邹恒甫的那些学术文章和我没有看过邹恒甫的那些学术文章,对我而言,完全没有区别(make no difference to me)。但是杨小凯先生的那些思想性文章改变了蚩尤血的一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穷经无大爱,文章能传世?

(3)林毅夫。

在诸多港台人士中,祸害中国大陆的最深的就是林毅夫(其他什么郎咸平啦、张五常啦通通都要排后面)。林毅夫祸害中国大陆的主要表现是:他长期身居学术机构和政府政策咨询的要津,对中国的制度和发展路径却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和发言。居安不思危,盛世无危言,一味迎逢上意、挖空心思溜须拍马,宣扬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粉饰太平,麻痹政策制定者,误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林毅夫和杨小凯先生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毅夫面对当今中国种种如此明显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什么还会坚持“后发优势”这种谬论?其原因除了他喜欢迎逢上意,说好听话粉饰太平的个人品性外,最要命的是他思想上一个致命的认识误区。这个致命的认识误区简而言之就是:

错把国家当商家,误把公司作公器。

自古以来,中国人最爱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把国家(state)的主要角色、主要目的和基本功能定义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认为国家应该要在“社会财富的增加”里 扮演 积极的、主动的、关键的角色(从管仲到桑弘羊到王莽到王安石到洋务运动到今天都是这样想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多巨大悲剧的起源。

国家不是一个大公司!盈利不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国家不是一个大公司!盈利不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国家不是一个大公司!盈利不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大家要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

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不应该是“富国强兵”,而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
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不应该是“富国强兵”,而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
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不应该是“富国强兵”,而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

大家要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

林毅夫之所以把原本是应用在公司层面的“后发优势”这个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错误地推广应用到国家(state)的层面,正是因为他在 对于国家(state)的角色和功能的认识 上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其实我真的很奇怪,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唉,他怎么会忘掉了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这条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核心思想呢?就算什么都还给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这条也不应该忘了吧?

“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的根本冲突其实是在于对国家角色和功能的认识上的根本不同。如果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如上标准来衡量,那么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后发优势”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伪话题,因为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衡量“优势与否”的标准根本和财富以及具体的产业无关!

大家要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

其余如张维迎、郎咸平之辈则更不入流,本文不予讨论,一概忽视。

前不见古人,后少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感怆然而涕下。


蚩尤血谨以此文拜祭杨小凯先生,愿先生在天之灵,看顾我中国福祉,保守我中华文脉。呜呼,尚飨!

本文作者蚩尤血授权任何网站和任何个人转载本文

看到本文的读者,若有方便的,请代我把本文转给吴小娟女士、秦晖先生、茅于轼先生、黄有光先生、罗小朋先生和徐友渔先生。蚩尤血在此谢过!

若有好事的,也可以把本文转给谢国忠先生、邹恒甫和林毅夫。

蚩尤血作于2012年11月20日。

航天业的愿景

 

我一直以为,航天业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只有最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业。我们国家的宣传部门在其他方面都能上纲上线地拔高一项工作的伟大意义,唯独在航天事业的宣传上上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的价值观中,航天事业仅仅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或者是民族自信心,亦或是具体一点的比如说增强国防安全、建立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和气象保障系统等等。事实上,这仅仅是航天事业“看起来”有用的地方,比起航天事业在人类历史轨迹中的作用还相去甚远。

人类总是要走出地球的,说实话航天事业的伟大意义超过了当年的哥伦布远航。人类敢用自我渺小的力量去挑战宇宙。宇宙文明140亿年,地球文明46亿年,人类文明满打满算才上万年,人类近代科技文明200多年。按照这个速度,从宇宙的时间维度上来说,人类走出地球永久地移民宇宙也就是最近500年之内必然事件。这500年在宇宙角度上来说是那么的短暂,但对人类来说却是那么宝贵。人类面对的不是走不走,而是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留在人类走。

有公司评估说登陆火星需要5000亿美金的花费,在没有任何可回收的利润来源基础上,地球上是不可能有一家商业公司愿意出这笔钱探索登陆火星的计划。现代的资本主义重商模式很可能是不适应未来的宇宙探险的。但,人类移民宇宙,却是文明进化过程中的必然,也无可逃避。甚至说,人类如果不能尽早离开地球,留在地球上等待的迟早只能是族群的灭亡,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了生存就没有了一切。

甚至我觉得,人类在未来类似于军备竞赛的宇宙文明竞争中,独裁是一种高效的制度,而集体决策,往往带来最差的结果。因为人类总是短视的,人类的有限理性和想象力匮乏注定了人类只会在现有的框架下进行着最优化的布局,却无法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长远角度思考战略规划。举个例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学图书馆都照着百年运营理念租赁了大量的场地,买了无穷多的书籍,最近二十年年最初级的信息化革命就把这些所谓的战略性规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些书架上的文献早已积灰,而且以后永远不再会有人去翻阅了。同样的,如今全中国的父母都把孩子送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希望子女移民美国,充其量仅仅是为了子女享受良好的生活,希望子女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在可以预想的未来,不用50年,人类比较初级的信息互通就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任何人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接收到不同层面上的最优质教育,而不需要人。3D打印技术使得人类从互联网上下载硬件而不仅仅是软件。不用100年,人类就可以从云端往人脑中下载知识和经验,未来的孩子可以全方面地超越现代任何一个顶尖大学教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他可以精通十国外语、熟练掌握各种数学技巧、拥有渊博历史知识,而不再需要付出他祖辈的寒窗十年苦读,仅仅从云端不用一秒钟就可以储备人类上万年文明带来的累累硕果。现在的人为了子女的教育而移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口口教育这种每秒10比特以下的信息传输实在无法让人类在未来的宇宙时代立足。这一点,目前绝大多数的再有远见的家长也是无法预料到的,但这在100年内一定会成为现实。很遗憾,那些没有活到云时代就失传的技艺和文明只能永远的失传了。

抛开IT业在最近30年的飞速发展,最近30年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并没有太大的进步,IT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忽视了人类在其他方面技术的相对停滞。人类的大量发明创造要得益于美苏冷战,两个超级大国竭尽一切智力和物质资源创造了人类科技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篇章。随着苏联解体,NASA经费少多了,苏霍伊、米高扬再也研制不出那样伟大的航天器了,重返大气层武器没有了,土星五号之后的大型运载工具也没有了。我甚至很怀疑没有经费的NASA现在是否还有能力把人类送上月球。NASA的事业,和其他行业的不一样的,他的动力不是纳税人的支持,不是商人追逐利益的短视,而是人类对外太空未知无限的追求和对人类星际移民的探索。这是一种最崇高的事业,是需要一代代大无畏献身精神的人类才能造就的事业。百年之后,洛克菲勒家族灰飞烟灭,也没有人会谈及高盛、摩根史坦利。这种人类在金融业的搏杀远没有追求太空事业来的意义重大。当华尔街的亿万富豪在南太平洋群岛上坐着游轮、喝着香槟、吃着法餐环游全世界的时候,别人早已飘在太阳系的另一端看着人类在地球上享受二维空间的低纬憋屈了。这种感觉,就好比现在的人类看着一只在气球上爬的蚂蚁,悠然自得却不知早已陷入桎梏,难逃最后一死了。也许梵高有穿越世纪的灵感,画出了最美妙的星空,我在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到这幅名作的时候想,会不会未来的人类在宇宙浩瀚大海中看到的也是如此?

资本主义已经风靡世界200年了,人类居然已经过起了失去信念吃低保的日子。欧洲那些领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居民,可以说是人类走向未来的绊脚石。在民主制度下,我实在想不出这些人如何避免把人类带向死亡的深渊。人类总是迷信制度理性、选择理性,殊不知人类的诞生根本不是理性而是运气和信念带来的。只要宇宙常数有几十万分之一的偏差,人类根本不可能今日存活于世界上。人类若是按照理性节奏发展,就不会在远古的过去选择毫无意义的发声,就不会有后来的语言、文字、工业和信息革命了。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两亿分之一的运气,才让我们诞生于这个世界上的。互联网革命才刚刚起步,一次又一次的泡沫终究让全人类实现知识、信息的无缝传输。当我们把电脑融入人脑,让周遭的一切成为想要的终端,走向深空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定不是人类目前短视的所谓理性选择。

我在此对人类从事航天事业的前辈,对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航天先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地球是人类的家,总有一天地球会不再是人类的家的。这一天,不那么遥远。

美元和人民币的一个区别

      美元的地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美元的世界货币角色是世界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元的发行者没有强迫别人(包括美国人)使用他们印刷的纸币;没有去没收美国人的黄金,白银,英镑、马克等等;更没有‘谁用黄金,砍谁脑袋’的说法。
  美元的发行者没有垄断美国人民的货币,美国人可以拥有、使用和购买黄金、白银、英镑、甚至人民币…等货币,美国的货币发行者在发行美元后,他们的老百姓仍然在自由使用黄金,白银,英镑,马克等等货币,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慢慢发现使用美元比黄金,白银、英镑…等更有信誉,更可靠,也更方便,才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使用美元的,也就是说美元是在竞争性的环境中,靠信誉获得老百姓的喜欢的。所以从市场是否合理竞争上看,美联邦的货币发行者允许竞争,美元要靠自己的信誉获得市场,而不是使用暴力垄断市场。对于世界各国,那更是这样,正是看到美元的保值和增值及保险的功能,以至于多数国家将美元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我们中国也不列外,更把美元作为人民币币值的守护神,依靠美元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
  人民币的地位是国家通过暴力机器确立起来的。一九五零年后,为了确立人民币的货币地位,国家通告废除并收缴一切具有货币功能的东西,比如法币,黄金、白银、银元、美元,英镑、马克等等。规定所有中国大陆人只能使用人民币来进行买卖货物。很快人民币完成了原始积累,几乎一夜之间就代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所积累起来的财富。人民币的发行者,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垄断了中国货币发行和流通。谁是货币的操纵者,应该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