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大学生创业必须有制度保证

 

 

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不同场合提出鼓励大学生创业。这是一项很有效的举措,帮助大量的大学生真实认识社会,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同时积累人生经验。最后无论成功与否,都能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这一切的基础必须是要建立一套更加有效地对创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之上。在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绝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适合创业的。若是大学生盲目地踏入商海,不顾及自身的家庭环境或者是外部资源,大部分的大学生创业者将会迎来失败。当然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之后没有机会重新站起来。这一点上,美国对于创业者失败的保护机制很值得目前的中国政府学习。由于创业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同时成功的创业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外部性,政府有必要通过给失败者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来鼓励这种增加社会潜在正外部性的行为。可行的做法是建立个人破产法,在创业失败的时候允许个人破产,真正实现个人的有限责任而不是连带的无限赔付责任。在中国,我们看见听见了大量创业失败被追债终身的故事,很多以前的老板终身出门都会被跟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追债追到天涯海角的理念显然是不符合有限责任这个最基本的商业制度的。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创业失败了几年之后又重新是一条好汉,保证创业失败者基本的体面的生活,不至于贷款也贷不到,亲戚也见不着,老婆也找不到,出门被人尾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有效鼓励创业行为。而若是仅仅鼓励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大多数人放任不管任其自身自灭,创业失败后的巨大代价将会阻碍那些跃跃欲试很有想法又很有能力的年轻人。对弱者的保护才是对社会整体的激励。每个潜在的创业者都有可能因为种种因素甚至是运气成为未来的创业失败者,若是没有有效的创业失败保护机制、个人破产机制、有限责任机制的落到实处,盲目鼓励全民创业会带来很多代价。创业失败者走投无路带来的社会负效应未必不会小于创业成功者带来的社会正效应。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让东方沃土成为鼓励创业、保护宽容失败的乐园,真正让社会给年轻人拥有“从零开始打败你”的社会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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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车和日本车的不同企业文化

 

 

德系车和日系车目前在世界上普遍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日系车来说,北美市场和日本本土市场是其最重要的领地;而对于德系车来说,欧洲市场和中国大陆市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地盘。

 

日本人的企业讲究的是销售文化。Sales和HR在公司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主导作用,而工程师的话语权相对比较薄弱。日本人追求的是造出客户喜欢和客户想要的车;而在德国的企业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工程师。德国大众的历任一把手大多出身于基层工程师。这和日系车厂的战略不尽相同,德国人追求的是造出工程师理想中的好车而不是一味满足客户需求的车。

 

这也就导致了德系车辆和日系车辆在驾驶体验和保养性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德国车往往小故障小毛病比较多,这恰恰是因为德国人喜欢把新技术第一个投放到市场上,从而导致某一些零部件的可靠性不佳。而日本车厂精益求精,基本上对于新技术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只用经过时间和市场检验的可靠技术。给用户的感觉就是日系车辆的可靠性比德系车优秀。但新技术新理念却和大部分的日系车无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德系车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正外部性。德系车用自己的大胆创新和相对低可靠性换得了市场对新技术的检验和改进,而改进后的新技术却被整个市场所采纳。日本人可以借鉴德系车的经验教训,直接采纳久经市场考验的技术却只付出了很小的试错代价。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来说,日本人给德国人交试错补偿费也是理所应当的。

 

用户至上是日本人的理念;而德国人的理念却是工程师和技术至上。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在世界不同角落都有很大的市场。日本人彬彬有礼细致入微的用户体验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却在另一方面不能有效地激励创新,创新主导人员的社会地位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德国人对科技和完美的极致追求保证了工程师在企业内的地位,极大程度地激励创新,却有时候因为过度创新或者不合时宜的创新而跟不上时代节奏被市场淘汰。两种企业文化各有优点。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才是未来的企业主导方向,尚未可知。

 

而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对创新的保护机制尚不完善,新兴技术的复制剽窃成本很低,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处罚力度严重不足。我很难看好工程师主导的企业文化在中国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很多工程师主导的企业在很多时候更不上瞬息万变的中国市场需求节奏,也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各式各样的偷窃行为。而如马云这样Sales主导型的企业,往往在中国就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当然,里面的员工工作压力很大,996的工作制损害的其实是未来中国的长远利益。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和员工工会保护力度得不到长久的保证,等待员工的很可能是日复一日的加班和压榨,这会从长期损害中国的代际经济结构,不能鼓励真正有效的创新和实现对创新的有效保护,健康成本和下一代的教育缺位也是996工作制下不能不忽视的给长期经济带来的副作用。

李光耀

 

20世纪亚洲最后一位政治强人李光耀在日前逝世,标志着新加坡一个时代的落幕。李光耀作为新加坡国父,带领这个四周被穆斯林环绕,国土面积只有北京市区大小的贫弱小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新加坡严苛的法制,整洁的街道,干净的城市,井然有序的市容给每一位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光耀先生对新加坡和整个华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每一位新加坡人纪念。

李光耀生于南洋,却求学于西洋。作为海峡华人的第四代,李光耀从小排斥中文教育,从小到大成长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幼年的李光耀目睹了日军在新加坡的严厉管制,这为他日后采用严刑峻法管束新加坡做了铺垫。日本人拿着鞭子抽不听话的马来人和华人,随之而来的殖民地人民在鞭子下日益严守法纪,这给李光耀带来的深切的青年记忆。在李光耀36岁成为新加坡总理后的岁月里,他效仿日军在殖民地的严酷纪律,用鞭子严格约束每一位公民的行为举止。这种用法家思想治国的策略在几十年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新加坡的公民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我们再也见不到新加坡街头上乱扔垃圾、吐痰、涂鸦等不文明行为。李光耀认为,在国民素质不达到一定程度之前,随意的放开选举只会把国家带入深渊。同样的一部美国宪法,放到美国这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高国民素质的新教国家,就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而放到菲律宾和利比里亚,就会演变为无休止的宫廷操纵、暗杀、遍地的贪腐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李光耀甚至预言,如果美国的生育率和移民政策不发生改变,那么美国现在的殖民政策会在未来的200年改变目前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导的民族架构,若真是以拉美为主导的西班牙裔移民上台,美国宪政的前途尚未可知。

李光耀先生极度信奉精英主义的信条,坚信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信仰、天赋的巨大的差异。追求人人平等只会把人类陷入于福利社会养懒汉或者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式悲剧。的确,在很多时候人类美好的愿景只会给人类带来历史性的悲剧。抗拒人性的内在规律追求超越人性的美好,很多时候只会无限放大人性中恶的一面,使恶一发不可收拾。在剑桥学习法律的时候,李光耀这位获得剑桥法学双一等荣誉毕业的学生从不和水平不在一个等级上的同学交心,骨子里的极端精英主义文化让李光耀追求同样优秀的剑桥一等荣誉毕业生柯玉芝为妻,生下了同样是剑桥一等荣誉毕业的李显龙。不仅如此,李光耀信奉高学历的人群应该寻找同等级的人士作为配偶,这样才能给新加坡贡献更加精英的下一代。甚至李光耀欲把这个思想付诸法律条文在新加坡实行,但由于民间反对声音太大而作罢。

李光耀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国小人寡,若不能充分对外开放,就会面临周围一堆穆斯林国家的吞噬威胁。他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汉语阻碍了新加坡文化对外融和的方方面面。英文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对于全世界文化的包容和吸引外资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为此,李光耀用国家机器的强权强行推动英语在新加坡的普及。南洋大学就成为新加坡历史上不能说的过去。李光耀用强硬的手段废除了南洋大学,阻止一切非英语高等教育的存在。随着年轻一代的不断成长,英语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第一语言,为新加坡融入世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从一个中国人的观感上来说,南洋大学的关闭是极为令人唏嘘的。陈六使先生为推动新加坡的华语教育付出了半辈子的心血,却倒在了海峡强人李光耀的严苛管制下。为了推动民族大融合,新加坡强行规定了每幢楼,每个公司和每个学校的民族比例,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种族隔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甚至新加坡总统长期由印度人担任。虽然新加坡总统仅起到了象征性的作用,但是这种象征正代表了新加坡要摆脱海外第二中国的政治枷锁,成为一个崭新独立的国家。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李光耀是个香蕉”。外黄内白。李光耀博得了很多西方人的称赞。但其实李光耀的治国理念的根本还是中华法家这一套,只不过换成了西方的法条和他自己独特的治国精神。李光耀曾经在港督彭定康面前大骂英国人的伪善。他还是信奉儒家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一套,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古代的帝王不同。李光耀是个有底线的精英政治家。他强力控制舆论,控制选举,监禁政敌却不把他们弄死,也不会派人去暗杀去株连九族。这一点上,深受西方影响的李光耀做的和亚洲那些独裁者显得那么的不同。

在美国我们能看见大量的新加坡人大骂李光耀。但其实新加坡人真的应该感谢并且纪念这位新加坡开国之父。新加坡避免了中国的文革历史悲剧,也没有台湾两蒋时代的军管,更免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动荡的国内形势。新加坡人享受到了李光耀创造性的祖屋政策带来的廉价住宿环境,避免了香港人世代成为房奴,世世代代为房地产商工作却只能居住在三四十平米鸽子窝内的遭遇。新加坡国土面积比香港更小,若是全面放开房地产市场化,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弹性很小,必然导致房价一飞冲天。高企的房价必然严重制约全体老百姓的购买力,沉重打击其他产业在新加坡的发展。

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是悲观的。他认为他身后的新加坡会陷入缺乏政治强人的民主纠缠,新加坡会为了议会民主付出踟蹰不前的代价。同时,女权主义泛滥导致新加坡女性生育率全世界倒数前五,这将极大地危害到新加坡下一代的经济发展。李光耀深知各种政治制度的利弊,在拥有政治强权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最有利于新加坡快速脱贫的道路。他用政治精英的思路改变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用了一代人时间就让新加坡人全民说英语,普及了高等教育,充分提高了国民素养。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超越美国人均GDP的最发达国家之列。若是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可能还会在马来西亚联邦的泥潭中深陷而不能自拔。这样的弹丸小国追求民主很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的全军覆没。李光耀用他超级精英主义和铁腕使得新加坡成为新加坡最清廉的国家。他自己本人就不屑于贪污,这位剑桥双一等法律荣誉毕业生在学生时代就不屑于和不和自己一个等级的人沟通,在执政中更不屑于和农民变成土财主似的收受不义之财。他的从我做起,构建了新加坡清廉的政治架构和严酷的反贪体系。当然随着他死后,再没有第二位李光耀般的超级精英的出现,注定了新加坡的未来踟蹰不前,不能继续延续老爷子在世时候的辉煌。

新加坡是人治的典范。当然从中国人的感情角度上来说很难接受李光耀这般脱亚入欧,去华说英。但这个华人占四分之三的花园小岛,的确是华人值得敬佩的楷模。但看着李光耀和其子李显龙流利的中文,再对比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使后代的全英文教育斗大中文不识一个,真的谁内心里更留恋中华文化,自然有了高下之分。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精英统治者的不可复制性。一旦开国先贤过去,后继又无人的话,很容易引发未来三十年的社会问题。而美国的开国先贤深知这一点,用制度保证了国家未来的繁荣发展,而不是祈求出现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乔治华盛顿,伟大的托马斯杰弗逊。即使是烂如布什总统当政,也丝毫不能影响美国前进的脚步。而新加坡的问题是不能包容不同和糟粕,李光耀只做他认为对的东西,而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对的东西。他认为美国对先进科技的追求是它成功的源泉,而对毒品、烟酒、色情、低俗的纵容是李光耀不能容忍的。但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更没有一种制度既能抑制所有坏的东西,又能激励所有好的东西。在新加坡严酷抑制低俗的同时,新加坡也成为了一片文化沙漠。给予政治精英极大的抑制恶的权力,也就提供了下一位政客在这个体制下抑制善的权力。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李光耀,不是人人都是剑桥法律双一等荣誉毕业生还能身居如此高位。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经过了改革开放的种种好的改革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却也无法抑制诸如文革和计划生育这样极大的对民族未来有着极大危害性的大恶;而美国虽然无法抑制诸如底特律这样的小恶,但却可以包容不同种的文化、各式的精英,为美国的百年继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李光耀深知笔者所言的一切。他的理性选择还是选择了铁腕政治结果正确,用他的开明专制造就了今日新加坡的繁荣昌盛;而不是选择一个程序正义追求未来虚无缥缈潜在的发展,却只能带来今日无休止的议会政治斗争和政治蹉跎。比起长远利益和程序正义,华人更多的追求还是当世的幸福。当然,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极低的生育率正表明华人对当世幸福的极度追求,也会为下一代的发展蒙上重重阴影。骨子里讲,李光耀不仅不是香蕉,还是外白内黄的典范。套上了西方法系的外衣,新加坡实际上还是在复制法家思想的精髓。当然下一代,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也会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付出代价,毕竟在上一代两边政客做出的理性选择是追求这一代的现世繁荣,追求集体幸福而忽视了下一代的长期制度约束,忽视了每一个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这也是这个民族的选择,有现世理性的极端合理性。但不正是这种现实理性导致了中华文明在过去200年的蹉跎坎坷、令人唏嘘么?

波士顿交响乐团

 

春假的时候听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的莫扎特第39、40、41号交响曲。波士顿的交响剧院非常的古朴雅致,看上去比较破旧,毕竟经历了百年沧桑。但波士顿这个交响剧院的音响效果非常的好,比较上海大影剧院、音乐厅和东方艺术中心,这个一百多年前专为音乐设计的剧院回声效果一流。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翻看节目单的时候,注意到乐团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国际音乐比赛的优胜获得者。其中不乏几个年轻的中国女性面孔。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更多的能力把孩子送去学艺术,送到国外的知名音乐学院深造。当然艺术这个金字塔尖很高也非常陡峭。每一层往上爬都有着比科学更高的淘汰率。而艺术能够站在金字塔尖获得待遇目前又和难度不成比例,这也决定了艺术这个东西是贵族的项目。家里没有隔夜粮,就不要去搞艺术。我在上海汾阳路见到的亦莫不是如此,音乐学院门口满街的奔驰宝马路虎,注定了艺术的高贵。

团里的几位中国姑娘,年纪约莫30上下,无一不是出身院校高贵而又在全世界各项音乐比赛中获大奖的。很是敬佩。

Fort Lauderdale

Fort Lauderdale是一个不为国人所知的地方,但是对于我这种穷游一族来说,Fort Lauderdale机场是我们的必经之地,FLL机场是美国三大廉航Southwest, Jetblue 和Spirit的枢纽机场。由于我最后需要从FLL机场飞离南佛罗里达,我们顺便在Fort Lauderdale附近玩了一个下午。

Fort Lauderdale号称美国的威尼斯,其水道极为丰富,游艇数量之多居全美第一,可以说此处算是美国的富人区。与威尼斯略显不同的是,Fort Lauderdale河流人工开凿的痕迹太过明显。横平竖直的人工河流堆满了动哉数百万美元的各式游轮,好不热闹。近看那些游轮,小至十数万美元的几米小快艇,大至三五百万美元的多层宽大游轮,林林总总地停泊于夕阳西下的河道内,显得那么的安静。联想到这些游轮出海的英姿飒爽,此刻我瞧见了这些游轮的另一个侧面。略显不爽的是游轮所停靠的内河马路沿街都是私人住宅,用严密的铁丝网或者砖墙隔离游客们步入近观的雅致。周敦颐所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其实真的买游轮的话,养一条船的成本远大于买船的成本。据说芝加哥密西根湖口停一条船的一年租费就相当于游艇价值的三分之一。这样的高租金更是社会地位是身份的象征。当中国的富人们还在炫耀香车豪宅的时候,美国的富人们早就走在私人信托、捐款、游轮和私人飞机的路上了。这也难怪,这个阶段是中国的这些新钱们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几十年后当中国的新钱慢慢变成老钱之后,中国的富豪们也会自然而然的过渡到美国现在的状态。富一代和富二代三代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手中财富的来之不易程度大相径庭,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金钱和世界的价值观也会充满差异。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应该是新钱旧钱交织的:新钱说明社会阶层中满流动性,下层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中上层的社会地位和资源;老钱的存在说明社会保护财富的机制非常完善,富人有机会通过不断的投资为社会的各个领域做出长远的投资安排。如果一个国家只有老钱,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缺乏活力和社会的上升通道,底层百姓难以通过奋斗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欧洲已经发生了。而如果一个社会始终只有新钱而没有老钱,说明这个社会的财富保护机制非常薄弱,财富难以实现代际间的传承,往往富不过三代这笔财富就被革命没收了或者被子孙后代败掉了。这样的情况对于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运行非常不利,会导致资金作出短视功利的选择而无法进行长期的社会资源调节。这样的情况在3000多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反复发生。富不过三代的历史悲剧如果不能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得到改变,那中国依然还会走在3000年不变的历史轨道上,既让人唏嘘又给人一种时而暴发户时而落魄的感觉。

Fort Lauderdale也是我人生中吃到第一张罚单的地方。在还车前的半小时我们的车子被条子贴上了一张45刀的乱停车罚单。这实在是有一种临门一脚被人铲倒的感觉。我十分感慨Fort Lauderdale警察工作的勤奋和高效。居然在一个周日的晚上仅仅在我吃晚饭的一个小时内就能发现我的违章停车并且迅速果断地在我出门之前贴上了罚单,让我争辩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停车的位置在Fort Lauderdale水乡的E Las Olas Blvd.主干道上,这条马路晚上的感觉像极了上海的衡山路。华灯璀璨,两边好不热闹。我们停的马路上的咪表隐藏的非常好,让我们误以为这条路上的某一片区域停车不要钱。其实等我们吃饭回来看到罚单后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标志才知道原来是某一段停车会被拖车拖走而另外一段路上停车不会被拖走但是要交钱。吃了这一个亏后,我知道以后停车一定要仔细观察下周围的每一张告示,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白送冤枉钱的事发生。其实交通违章罚钱最便宜的就是乱停车,在马路上超速或者被警车拦下来动哉三五百的罚款远比这45美元贵的多。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警察执法的高效。中国马路上违章的太多而警察总是无力通过有效的罚款阻止违章的发生。这一点上中国的警察们需要好好向美国警察们学习。

 

Everglade National Park 加油小记

大沼泽国家公园是此次南佛罗里达之行的一道小菜。大沼泽国家公园位于佛罗里达陆地最南。我们驱车直入却犯下了玩国家公园新手最大的错误:没有加满油就往国家公园里开。当我们发现得知周围48英里毫无加油站时候,我们车子里仅剩的四分之一箱油已经不够从everglade入口到flamingo来回96英里的旅程了。不得已我们在flamingo唯一的加油口加了我到目前为止最贵的一次油。那地方5.2美元一加仑的油价足足比外面2.3美元高了120%以上,搞得我们狼狈不堪。万幸的是我们及时地在5点半加油站关门打烊之前赶到了flamingo,终究不至于落得我们的小破civic在大沼泽国家公园里汽油耗尽抛锚的窘境。真如此,可能真要在这荒芜的国家公园黑漆漆的夜晚中呆很长时间了。此处的加油站只有一个加注燃油的管道,机器上甚至没有刷信用卡的装置,以至于员工5点半下班后就无法再加油了。幸好天佑我也,车子终于在燃油耗尽前补充到了新鲜燃料。此行我们得出了一条珍贵的游玩国家公园的教训:看到还可以的加油站就要赶紧把油加满,省的出现断油或者不得不用超高价加油的惨痛经历。这大沼泽国家公园内部可谓是荒芜一片,上百公里的行车路程大部分时间都是前不见车后不见车,前不见人后不见鬼,加之没有路灯和加油站,在漆黑的路上行驶真是胆战心惊。美国的地大物博可见一斑。说实话,这片富饶的土地再装个十数亿人毫无问题。这是我自驾玩过的第一个美国国家公园。以后我一定还有更多的机会自驾更多的国家公园,体味美国风光多彩的全景。

Keywest和Dry Tortugas 掠影

久闻keywest大名,自从上次从奥兰多归来,我就听闻了这美国大陆最南端的风景之美,也对这次keywest之行充满了期待。

Keywest上的酒店价格实在是惊为天人,可能算是全美大陆住宿最贵的地方。大概也是因为此地远离美国大陆本土一百英里以上,所以物资都要通过不菲的运输运至岛上,加之keywest地小游客多,导致酒店业价格居高不下。甚至会有大量酒店的价格在一千美元一夜以上。由于第二日需要一早去到干龟岛,我们不得不选择在keywest岛上留宿一夜。岛上第二大特点就是停车非常困难,由于游客的大量存在,keywest上的汽车速度和自行车也没有大的分别。于是乎我们选择租了两辆自行车在岛上骑行。这家租自行车公司提供的自行车也非常奇怪,没有手刹功能,只能通过反骑来提供阻力。这给我们的骑行带来了不少困难。这家车行甚至在晚上6点半就下班了,以至于我们还车的时候只能把车钥匙通过门上开的小洞扔进上锁的房间内。我在想,这样奇葩的还车方式也只有在美国这样一个信用高度发达的社会内实现。其一在于消费者的素质和平均收入水平非常高,不太会出现拿了自行车溜走的情况;其二在于租车公司留有消费者预授权的信用卡信息,如果发生车辆丢失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信用卡追偿损失。而这两点在目前的中国都很难做到,很多城市也尝试过自行车租赁业务,但最后都因为车辆大量丢失而不了了之。

要说开去keywest路上那条举世闻名的US-1高速公路,说实在的也没想象中的震撼。公路两侧并不完全是宽阔的大海,而是大量的树林和小店。在绝大部分的路面上看不到海,并且要遭遇到红绿灯和堵车的困扰。最美的风景在那段七英里大桥上,这段路曾经拍过施瓦辛格的成名作真实的谎言。开到坡顶松掉刹车的一刹那整片海景尽收眼底,甚是美哉。这条美国公路和中国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很是不同,晚上并没有路灯。所以晚上在大桥上行车甚是危险,在某些路上稍有不慎就容易开到海里去了。开句玩笑,民主自由的美国由于在高速公路上安路灯不赚钱干脆就不安了,而在相对不民主自由的中国由于政府的强制规定大部分的高速路都装上了路灯,使得夜间行车多了一分保障。

整个keywest的精华部分都在whitehead st.上。这条路最南面有美国大陆最南端纪念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美国版天涯海角;最北面有著名的日落广场Mallory Square;中间还有海明威故居。Keywest最美的部分就在她的日落,整个岛也被称为日落之城,Mallory Square可能是整个美国大陆观看日落的最佳之地。我们一共去看了两回日落:第一天我们看到了一轮红日迟迟落下的壮美景色。最后的那一分钟我们隔着墨镜看着那一轮红日浮在水中到慢慢沉下,体味到了夕阳的壮丽。第二天最后三分钟那轮红日被一大片白云遮住,错失了最精彩的日落,颇有遗憾。这美国之南给我冬日里那美不胜收的夏景,让我流连忘返。

Dry Tortugas也是此次佛罗里达之行的重点。干龟岛坐落在keywest以西70英里,堪称一座世外桃源。那里的水之美,天之蓝,绝对让世人为之留恋和惊叹。这座隔世的小岛上每天最多接待200名游客,没有电没有淡水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甚至没有厕所。与大量游人如织的中国国内景点相比,更值得留步和赏玩。躺在干龟岛与世隔绝的海滩上,吹着习习海风,其他的海岛景点与之相比简直是弱爆了。此行中最让全游船乘客不能忘怀的恐怕是2个半小时的颠簸航行了。深海中的航行和泛舟西湖截然不同,动哉一米以上的大浪能搞得全船人非常不舒适。在事先吃过晕船药的前提下,还有大量的游客在船上吐到不行。甚至连船员都很难在大浪中在船内行走。我不由联想到西方文明是建立在海洋上的,北欧海盗和西欧人就是靠着远洋出海发现了新大陆而到今天称霸世界。而作为大陆民族的东方人很少有深海扬帆的经验,直到150年前北洋水师还在颐和园里练船,自然很难与西方列强在海上抗衡。海上的民族多冒险而陆上民族多保守。也许正是这种不擅于冒险的精神导致了中华文明在最近的一个世纪内落后于全世界。唯有这次难得的深海航行体验,让我不由得对行驶在远洋深海中的船员们表示敬佩,这种大无畏而又寂寞的远航精神,值得每一位未来的开拓者倾慕学习,更值得我们这个既怕孤单又不愿意开放的民族探索。我甚至发现船上亚裔晕船的比例高于白人。这种天然的对海浪的本能反应应该是几千年自然进化的结果。亚裔民族是土地民族,留恋土地厌恶探索,追求安稳反对冒险;而白人民族是海洋民族,海盗文化带来的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中国人很喜欢同情弱者,土地文化需要的是同耕同息;西方人更喜欢劈荆斩浪,占领的殖民地就是自己的,失败者面对的就是灭亡。从哥伦布到麦哲伦;从佩里到蒙巴顿,莫不是如此。儒家三千年的价值观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即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多么的西化,从小小的一叶扁舟不同族裔的生理反应就可以看出物种数千年的进化演进绝非一日之功。

大国之殇   中国未来20年经济预判

最近20年,中国经济始终成为世界经济形势预测的焦点和热点话题。西方媒体屡次预测的中国奔溃论始终没有发生,反倒是中国经济在最近的35年间始终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为世界舆论和大众刮目相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增长30年。在林林总总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中,林毅夫教授在过去30年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十分精确,让诸多经济学者和大众信服。但这一次,林毅夫教授的预言未必能够再一次地如水晶球一般精准地预言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走势。

最近15年间,随着高新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得到普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被逐渐改善。原本低效冗员占据社会主流的国有经济格局正在被BAT、华为、小米、联想等一大批拥有自主研发实力的高效民营企业所取代。中国甚至在最前沿的互联网高新企业中和美国平分了世界上最成功的6家互联网企业(BAT与FLG)。百度的李彦宏作为世界上首批掌握了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海归精英,为中国带来了世界上只有四个国家才拥有的搜索引擎技术;阿里巴巴的马云在1995年的首次美国之旅中就发现了互联网的无限商机,1999年在杭州白手起家,用十五年的时间把阿里巴巴从一个杭州破旧公寓内的小作坊变成了一家在纳斯达克市值排名前15的伟大公司;腾讯的马化腾把QQ的企鹅像和微信传遍了世界;华为的狼性文化和员工孜孜不倦的加班精神让华为的通讯架构产品遍及了五洲四海,据说全世界所有的越洋航班上都有华为的销售和工程师的身影。中国的互联网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中国经济从一个衣衫褴褛的农业国家带入到了充满二十一世纪浪潮的互联网国家当中。如今北上广的繁荣昌盛对比三十年前还被西方人认为是梳着辫子的东亚病夫,显然,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巨大的。

但如果用直线型的思维模式来推演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那可能会犯下和20年前用直线型的思维方式推演日本经济趋势同样的毛病。90年代中日本经济高度繁荣,人均GDP甚至高于美国,国家总体GDP甚至大有赶超美国的趋势。但随着之后日本人口结构的极度恶化,老龄化给这个东方的勤劳大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后保守老龄化之苦,人均GDP不升反降,总体GDP现在连美国三分之一都不到,甚至只有中国的一半。在20年间经济持续萧条中,日本政府和央行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都无法改变日本经济过去20年内持续萎靡的状况。与中国政府现在所作所为一致,日本政府进行了大量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央行采取极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一度曾经降到过负数。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挽救日本经济持续下行于水火。而中国当下的人口结构和日本20年前非常类似。更甚者,中国在未来的20年间要经历比日本更为严峻的老龄化速度和年轻人口数量的衰竭。其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会因为老龄化得到极大削弱。

老龄化首先会带来社会抚养压力的上升,使得养老金体系呆滞甚至破产。由于中国执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社会抚养比一度低于40%,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低值。30年前中国用减少4亿以上年轻人口的方式换取了世界上抚养压力最小的一个时间窗口,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极度追求世俗成功的中华民族用了30年把一个人均GDP不如非洲的穷国逐渐建设成了接近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楷模。但随着这批毛泽东时代高生育率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计划生育国策下的中国经济讲面临极高的抚养压力。到30年后,中国的社会抚养比例会高于65%甚至70%以上,这样社会产出的一大部分都会消耗在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口上。处于中年的一群劳动者将不得不付出相当于现在2倍的劳动强度或者劳动时间来支撑目前的社会抚养体系。如果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在目前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仅仅为15%的情况下还入不敷出,那这样的体系又如何能在30年后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40%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正常运转?东亚民族的长寿基因和对下一代教育的热衷又会在极大程度上延长老年阶段和青少年阶段的社会抚养年数和压力,缩短有效劳动年限,在我们计算的基础上对社会抚养体系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处在目前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转折点上,其人均GDP仅为日本处在这个世界节点人均GDP的六分之一,其国力远无法像日本那样在未来维持其一个高度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老年人体面的晚年生活。易富贤先生所言20年后中国“一人中风,全家瘫痪”的情况会在大江南北普遍发生。80后90后将比他们父辈面对一个残酷的多的中年危机。他们的父辈的中年迎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历史上最轻的抚养压力度过了他们的中年生活,而80后90后这一代将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最沉重的工作压力,还要在中年阶段面对历史最沉重的中年赡养父母的危机。尤其是进入大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蚁族,在房价最高企的年代成为城市的打工下层,却无法把父母接到大城市中,在中年阶段要面对要么要么父母在老家孤独而亡的凄惨晚景亦或者不得不跳槽去家乡的一个低薪工作。因为他们在中老年阶段最需要同胞手足助力的时候,身边缺乏可以依赖的对象。社会抚养危机是独生子女政策30年后带来的迅猛老龄化的第一重问题。

其次,青年劳动力人口迅猛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巨大问题。首先,一些需要年轻劳动力的岗位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会导致这些蓝领岗位的劳动力薪酬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社会用工成本将会迅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目前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以为继。中国人追求做人上人的教育模式又使得新一代的年轻劳动力回避这些蓝领体力岗位,从而进一步推高这些岗位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们甚至已经看到一些蓝领岗位的薪酬水平已经大幅超过一些简单的办公室白领岗位。以往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蓝领和白领工作间的负向薪酬补偿(蓝领薪酬<白领薪酬)已经逐渐扭转为正向薪酬补偿(蓝领薪酬>白领薪酬),这种趋势在未来的三十年间会得到进一步加剧。而高企的蓝领劳动力需求将会极大推高社会的生活成本,使得中国经济之前积累的巨大财富的效用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很多人现在评估15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在中国安度晚年。但这仅仅是按照现在的劳动力状况估算出的价格。20年后随着中国的蓝领劳动力价格飙升,可能会出现修个马桶要4000元,医院护工陪护一天需要8000元的价格。按照现在充裕青壮劳动力估计的生活成本绝对不可能是20年后的真实写照。和日本这样的东亚民族一样,中国是一个相对比较排外的国家,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引进大量年轻劳动力,承担起中国大量存在的蓝领工作需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量过于巨大,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的种族可以弥补这么多数量勤劳聪慧的年轻劳动力缺口。非洲、东南亚、拉美国家虽然年轻劳动力众多,但其劳动素质、勤劳程度和智商均远远无法达到中国未来对年轻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况且这些国家的输出型青壮劳动力绝对数量也无法满足中国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中国相对排外的用工企业和政策制定机构也会和如今的日本一样,即使面对巨大的年轻劳动力危机也不愿意接受这些国家的年轻移民。社会劳动力供给的巨大缺口是制约中国未来20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80后90后独生子女们如何能够填补他们父辈退休带来的岗位缺口,是一个政策上无法回答的困难。一个人要同时继承他们父母辈空缺的两份职位,这是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给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面对这个问题,目前的任期制政府也是无法解决的。当年中国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当届政府无法通过未来30年长远的经济规划。全面开放生育甚至补贴鼓励生育会加重当下任期内的抚养压力,给中国的财政形势雪上加霜,但受益的却是三十年后拥有充沛青壮劳动力的政府。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下,政府是无法做出这样对长期有利对短期不利的决策。更糟糕的是,未来三十年的青壮劳动力现在都已经被生出来了,现在我们的补救措施即使有效,也无法改变未来三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格局。当年的政策误判已经也会继续给未来的经济形势带来日益严重的局面。我们将会不断地在国务院总理口中听到“今年的经济压力比去年更为沉重”。压在总理身上的是30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遗患无穷的沉沉人口负债,需要中国人用不止一代人去偿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计划生育恶果带来的未来劳动力需求的衰减将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带来最严重的困难。如果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会带来社会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而计划生育带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将直接打击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每个父母退休后他们的工作岗位都会有人接替的。随着中国未来人口中位年龄的急速上升和社会整体老龄化,社会消费需求最旺盛的年轻人团体的消费需求将会下降。有些工作岗位将会不复存在了。举个例子来说,中国15~30岁人口数量将会在未来20年内下降40%,而这个群体正是安踏、李宁这类运动用品厂商的目标客户群。可以预见,这个区间人口数量的急速滑坡将会关停大量的安踏、李宁工厂和门店,导致这些岗位的流失。这些岗位将会消失在人口锐减的潮流中。而如果中国有着印度这样合理的人口结构,15~30岁人口数量将会在20年后比现在增加20%以上,这将意味着安踏、李宁拥有大约20%的产能扩张能力,多出20%的工厂工人和品牌直销店。而这样美好的愿景将会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衰减而不复存在。我们知道,年轻人的消费意愿和综合消费需求是远超过老年人的,一个年轻人为主的国度衰败成老年人为主的国家,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多么恐怖的劳动力需求衰减。中国的安全套需求、卫生巾需求、衣服化妆品甚至食品需求量都会下降,这将会给内需不振的中国市场带来更恶化的未来。到时候内需不再会是不振而是彻底的衰败了。当然医疗、养老、殡葬服务这些伴随着死亡的劳动力需求将会逐渐上升,将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一个国家只有这些产业繁荣昌盛,而其他行业全面衰败的话,这个国家也距离死亡并不遥远了。致命的是,社会老龄化和中位年龄的大幅上升会严重地打压社会的创新和创业能力。别看中国现在的创业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如果生育趋势不发生改变,这将是中国这个世纪内的最后创业浪潮了。因为首先创业是年轻人的游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年轻人数量锐减的情况下继续产生这么多源源不断的新创企业。你能想象一群五十岁的人比一群二三十岁的人更有创业热情么?这样的事情过去不会发生,未来也不会发生。其次社会对高新技术的需求将会随着老龄化而降低。老年人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不需要那么多新鲜技术,维持现状就足矣了。这给初创企业带来的打击也是十分巨大的。为什么日本今天的创业公司几乎不存在?为什么iphone/ipad这样的高科技在日本卖不动?因为日本的老年人宁愿看纸质报纸也不愿意用ipad。人类不同年龄阶段的生活状态已经宣判了创业创新在高度老龄化社会中的死刑。我们又如何期待在未来比日本老龄化速度更快的中国产生比现在更多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呢?日本曾经的丰田、日产、索尼、松下的成功是日本战后婴儿潮一代40岁左右建立起来的,而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年轻人口无法及时补充,曾经辉煌的索尼、松下已经距离死亡不远了,而新的类似丰田、日产的伟大创业也做不出来。这正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对社会劳动力需求的降低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中国的航天、军工、互联网产业将无法维持过去30年内飞速增长势头,更不用说社会抚养迅速压力增大后,第一块要砍掉的财政投入就是这些产业。15年前时年31岁的李彦宏、35岁的马云和29岁的马化腾建立起了如今的BAT帝国;而如今的创业企业,我预言在未来15年内是无法达到目前这三人的高度。万达创始人王健林坦言目前中国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已经远不如十五年前,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人口的老化。如今看着热闹的初创公司将会随着社会中位年龄猛增对创新需求锐减而成为昨日黄花而后继乏力。其次社会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将会因为上面压着太多前辈而受到严重阻碍。在日本老年人占主导的公司不仅没有竞争力,而且论资排辈严重,退休工人啥都不干拿的工资甚至比在公司天天加班到半夜12点的蚁族工资还高。这样畸形的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将极大地压榨年轻人劳动成果,使年轻人失去创新和实干的动力,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很好的财富上的体现。从而抑制整个社会效率。成为啃老一族不仅是年轻人的问题,更是上一辈人少生孩子带来的无奈的选择和恶果。社会老一代的舆论苛责年轻人啃老,不仅是对他们的极大不公平,也是上一代对自己少生孩子带来的恶果的重大责任的回避和漠视。

东亚民族是一个大的囚徒博弈的受害者。每个人都追求自我效用的短期最大化,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搞的下一代孩子在求学、找工作、晋升路上要面对比人口结构合理的美国、印度大的多的多的压力和困难。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误区,中国人普遍认为的养孩子养的太少的原因是养不起,而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养孩子太贵的原因是养的太少。如果社会普遍都生三个孩子的话,社会的抚养成本甚至会小于目前的情况。孩子的稀缺性将会推高一切有关于孩子的社会资源价格,扭曲正常的市场价格。生孩子本来是一件规模经济的事情,被中国人囚徒博弈成了规模不经济,选择减产到均衡数量的一半以下,产生了数以亿记家庭的规模不经济。大家都朝着精养一个孩子的模式进行着下一代军备竞赛,极大扭曲了抚养价格。殊不知,精养一个的成才概率和粗养五个比起来要小的多。更不要说中国这个民族高度均一化,孩子的平均智力世界第一,勤劳程度举世无双。说实话强推的教育对汉族小孩的影响尚有待讨论。中国经济终将有一天会为不让这数亿高智力的孩子出生而感到扼腕叹息。人不仅是社会的负担,更是社会的财富。否则人类社会如何进步?中国扼杀了数以百计的潜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数以百万级的优秀工程师、艺术家和科研人员的出生,也扼杀了数以几十亿双衣服、鞋子、袜子、帽子的需求、扼杀了中国未来的上千亿吨粮食产量需求。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间所有人终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毫不怀疑在中国未来不发生重大动乱的情况下,中国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但其实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如此勤劳、聪明、追求世俗成功、没有宗教束缚和文化冲突、高度均一化的年轻而又充满活力、善于创新和模仿的中国的GDP总量应该在慵懒的美国的4倍以上(人均GDP接近甚至超越)。但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中国的GDP总量将可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的2倍,甚至在本世纪结束前重新被美国甚至印度反超。印度这样被李光耀评价为好夸夸其谈而从不实干的民族若是在本世纪结束前反超中国,真是对中国人的莫大讽刺,但却也是全体勤劳勇敢又善于创新模仿的中国人的无可奈何。而美国,将凭借着全世界最合理的人口结构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继续引领着世界科技、文化、经济、军事变革的潮流。虽然美国国内的医保、种族、好吃懒做问题愈演愈烈甚至在长期内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但这些问题比在美国未来源源不断的充裕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大前提下,都不能影响美国经济前进的大局。而中国人以及东亚民族特有的极度勤劳和极度聪慧,会在劳动力供给端和需求端萎靡不振的现状下显得微不足道。有人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会解决这些问题,殊不知劳动力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萎靡不振恰恰是阻碍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