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见闻

2016年的春假去了德州度过了难忘的五天。周五一下午我飞到了Houston 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迎面而来的是德州的难挡的高温,就算是在三月的晚上在德州穿短袖也完全没有问题。早就听说南部人民开车凶狠彪悍,当我朋友的车在高速路上以80+的速度飞驰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彪悍。

休斯顿小区的设计并不同于东海岸。IMT和UT housing这两个小区都大门紧闭,由自动感应的大铁门控制门口的出入。只有当车非常靠近这两扇大铁门的时候,大门才会打开。这可能是IMT附近小区的治安比较堪忧,小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进出小区的人员,维护小区的治安。说实话到我离开休斯顿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找到这个小区给人步行进出的门,以至于我不得不每次都只能开车进出这个小区。

我朋友说德州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他的室友曾经把对象放到休斯顿来半年,就有点呆不下去想回北京了。说实话,美国的大农村在生活情趣指数方面远远不如中国的大城市,但是外部的生存压力例如薪酬待遇还是内部的生存压力例如同龄人的攀比和家族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方面都比中国来的小得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创造力和超越现有框架的首创性研究。

我和我朋友驱车三小时赶到了德州最好的旅游地San Antonio,这个城市的河滨走廊非常有特色,堪称德州最有价值的旅游景点,漫步在圣城的河滨边,感受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流,在三月的头上体验到了美东难以体验到的盛夏的气息,吃吃牛排或者三文鱼别是一般滋味。三月可能是一个德州旅游的好日子,再往后的德州经常会出现40C(120F)以上的连续酷热,就算是把车上的空调开到最大也无济于事,更不要说刚打开车门时那种炙热感。对于每一个德州人来说,五月到九月的高温是非常煎熬的,也是美东人无法体验的。很多德州大佬会在东部置业,为的就是躲避德州夏天的酷暑。

我在圣城看了一场圣安东尼奥马刺对俄克拉荷马雷霆队的比赛。我有幸在Tim Duncan退役前看到了这位篮坛活化石的精彩演出,也有幸看到了全场只拿2分的Tony Parker的没落。而雷霆这边二少的天赋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篮球场上。虽然我坐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依然感受到了马刺主场AT&T中心球迷对主队支持的狂热。上万观众齐声高喊defense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主场球迷为主队呐喊的氛围中去。NBA的休息间互动非常有意思,有精彩的溜狗表演,还有球迷的投篮比赛,还有很有意思的情侣间的kiss time和比赛噪音分贝大小的环节。NBA的商业文化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去过洛杉矶湖人的主场Staples Center,感受到Staples的球场设计比起马刺队主场更为合理便捷,观众也更容易地找到自己的座位和各种休息区,而马刺队的主场人性化设计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而马刺队主场的观众氛围却比湖人的热情亢奋的多。

后面一天我参观了德州的州府Austin议会和UT Austin。德州的州府感觉和美国国会大同小异,唯一给我眼前一亮的是州府参众两院的格局很不相同,参议院的感觉很像是中国经营集聚北戴河参政议政,整个州府参议院表决席密度很小;而与之相反的是众议院的感觉像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众议院表决席的密度非常大,人数也很多。美国参众两院可以说分别代表了精英士族和广大民众的话语权,起到了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权力的制衡上面,中国人的政治艺术还需要向西方人好好学习。这不仅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广大精英的长期根本利益,而不是反过来。制衡的权力不仅保证了刘少奇们获取正当的权力,更能保证刘少奇们免遭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不至于出现一朝万人上一人下,一朝人头落地的历史悲剧。

周一的时候我花了一天时间参观了位于德州郊区的Johnson Space Center(JSC)。这个NASA的研发和宇航员训练中心和位于Cape Canaveral的Kennedy Space Center(KSC)是NASA系统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也是NASA对外教育的最重要的两个中心,JSC所在地Houston更是宇宙中人类的老家。当阿波罗13号飞船在太空中遇险的时候,那句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和最后平安回到地球时的那句Welcome home This is Houston让美国南部边陲的这个城市成为了太空中人类的化身。整个JSC的游客参观区非常的小(比之Florida的KSC而言),整个游览中最重要的两个tour带我们参观的最重要的景点就是巨大的土星五号火箭。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运载工具把阿波罗计划和12位宇航员带上了月球并且安全返回。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三级火箭剖面图。担任讲解任务的NASA的一位白发苍苍的退休工程师,他自愿返聘到NASA担任义务讲解员的工作。这种对航天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敬业的态度不仅值得所有全世界的航天人学习,也值得所有各行各业的人敬佩。

此行的重点在于和两位在休斯顿学习工作的熟人和新朋友聊天。一位原来是是University of Houston念博士,中途quit到了著名对冲基金two sigma做数据处理和维护。他的工作职责是给对冲基金的quant每天提供数据支持。Two sigma的待遇在entry level这个层面上已经比肩了google这些湾区大牛公司,但是工作量包括精神压力可能比在IT公司工作更大。毕竟一旦工作中有所差池,可能会给投资人带来数以千万美元甚至更多的损失。Two sigma用1比20的quant比创造出了近年来优秀的业绩。真不知道对冲基金的数理精英们在未来还能创造出怎样的令人咂舌的投资业绩,来抨击市场是随机漫步这样一种市场是完全有效的论断。当然对冲基金的表现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被检验,当年的LTCM就是在中短期内获得了令人惊叹的业绩和回撤控制,却在俄罗斯债务危机中一败涂地,葬送在了自己的高杠杆之下。没有多少对冲基金能够活过超过20年的时间尺度,two sigma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获得投资者的信任。这一点上,我对于two sigma还是相当有信心的,毕竟他们的人才是世界一流的。Two sigma甚至挖到了google的CTO这样的业界大牛亲自坐镇,在人才的待遇上不输给其他的公司,对冲基金业的明天一定会更健康。

此行的最后一站我参观了号称南方的常春藤名校Rice University。Rice的校园成三角形,非常非常的美丽,整个学校感觉财大气粗,大量的经费投在了校园建设和艺术特别是音乐领域中。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在那边攻读物理PhD。全世界能做他这个方向的中子散射实验的实验室只有几家,包括美国田纳西州的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还有DC附近的NIST。科研界的现状是每一个实验室需要每年写大量的research proposal和项目进展来获得科研经费。NSF, DOD,DOE的经费经常是20万一个,我同学所在的那个组需要大约5个这样的经费来维持实验室的日常运转和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科研开销和差旅费用。为此每个组可能每年需要写十几甚至二十几个项目申请来维持实验室的日常运营。如果老板没有办法获得可以生存下去的经费,实验室很有可能面临解散,博士生和博士后可能面对非常紧迫的失业危机。这些博士生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经常面临连开15个小时车开到Oak Ridge实验室通宵做实验然后马不停蹄地往返大西洋两端去欧洲的国家实验室做实验的情况。博士生们拿着一年两万美元的最低工资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其实际的工资率甚至是低于美国最低工资率。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和欧洲失去了迫在眉睫的威胁,NSF/DOE/DOD/NIH/NASA的经费被一减再减,很多实验室面临不得不关门的危险。这种可能无利于当下却有利于万世的长期R&D投资很容易在一个走向福利社会的政治大环境中被削减,损害的是全美国乃至全人类的长期最根本利益。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一个爱因斯坦没有钱做科研带来的损失比饿死上百万个难民更为巨大,至少从理性的经济角度来看是这样。长期的解决之道要么是美国或者人类会面临新的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或者是有钱人愿意大量地把资金和资源投入到科研中去。可能这两点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内不容易做到,但是从长期来看,人类对科研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再投入可能并不遥远。而我也乐于见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至少不要再让每一个实验室都在浪费大量的时间申请几十个不同的funding来维持实验室的生存,也不要再让博士生们浪费时间申请UA的信用卡仅仅为了能够免费托运实验器材来给实验室节省一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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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之争—中美货币发行模式探讨

 

最近,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8月中旬央行宣布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连续跳跃式贬值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全球能源和主要股票市场价格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而大幅下跌。西方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人民币汇率的不合理波动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因素。

很多学者从贸易均衡的角度论证人民币汇率问题。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贸易顺差会导致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引起本币汇率升值,最后达到贸易平衡使得汇率到达均衡。不少学者从这个观点论证了人民币还有继续升值的潜力,因为中国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就是支撑强势人民币的最好表现。如果本币(人民币)真的被高估了的话,为什么中国出口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依然有价格竞争力来维持大幅的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如果按照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逻辑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鲜有学者从人民币和美元基础货币投放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币/美元这个货币对的未来走势。如果连人民币和美元的基础货币投放模式都没有搞清楚的话,站在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上盲目套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也许会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而事实上,中美基础货币发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我们研究人民币汇率的核心。

先来看美联储货币发行的方式。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方式发行基础货币。美联储通过印刷货币(新增的美元)的方式在二级市场买入美国国债,释放出基础货币。与此同时美债的价格被买上去了,对应期限的利率也就被打压下来了;相反,美联储通过卖出美债的方式,可以从二级市场收回基础货币(美元回到美联储手中,退出流通),同时美债价格被卖下去了,对应期限的利率也就得到提升。美联储可以通过购买或抛售二级市场的美债的方式控制市场中的基础货币数量,同时执行不同期限的利率目标。在量化宽松阶段,伯南克带领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通过在国债市场上不断吃进债券释放出基础货币的方式,把基准利率降到0~0.25%区间并且投放大量基础货币,防止了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鼓励投资和消费,最终避免了美国陷入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窘境。从最近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来看,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收到了成效,防止美国陷入大萧条的局面。为此美国国会专门通过议案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了奖金,以表彰他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

在美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模式中,美联储的新增美元的抵押物是美国国债。美联储通过买卖国债的方式投放或者收回(可收回性很重要)基础货币。而我们知道美国国债并誉为金边债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没有风险的资产。因为美国国债是以美国政府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取之不竭。更关键的是,美国国债是美国政府的资产,这样用自己的资产(未来的税收)做抵押物发行自己的负债(基础货币:美元)的方式符合最基本的权责对等原则。在发行美元的时候需要考虑在自己的资产质量对等发行,完全符合金融市场的最基本要求。

我们再看人民币发行机制。人民币基础货币目前主要的发行方式是外汇占款。也就是说,外贸企业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收入上缴到人民银行,央行每收到1美元就会对应发出6.6元新增人民币。请注意此处的人民币并不是原来就在货币循环中的旧人民币而是新增的人民币。这样随着中国不断地贸易顺差,导致中国积累了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应发行了海量的基础货币。而这些外汇储备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央行的资产,而是外贸企业卖血卖肉的来的来之不易的美元作为担保发行基础货币,等于是央行拿了别人的资产作为抵押发行自己的负债。举个例子,如果我去食堂吃饭,拿了小明家的洋娃娃作为抵押给餐馆打了一个白条,那无论如何小明是不愿意被我这么干,而餐馆也不会接受这个白条。而人民币发行机制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用别人的资产作抵押来发行自己的负债的基础上,真可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随着贸易顺差的源源不断,基础货币不断地被投入到金融市场上。实际上人民币基础货币已经失去了退出流通的办法,进入到了单向的只增不减的轨道中。中国经济无法承受贸易逆差带来的失业问题,也就无法摆脱永恒的贸易顺差,这样人民币基础货币将会源源不断地被投入到市场中失去基础货币退出通道。美联储已经退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并且已经通过卖出国债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加息,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开始收缩,并且一些美元基础货币将会回到美联储账上,退出货币循环永久消失。

在了解完中美货币发行的机制额基础上,我们应该对中美汇率问题有了一个根本上的了解。在中国这套基础货币投放的模式下,中美汇率并不是贸易顺差导致本币升值那么简单。笔者的导师已经向中国人民银行的高层提出要通过买卖国债方式投放或者收回基础货币(可收回性很重要),并且需要发行特别国债置换超发的数十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得人民银行回到用自己的资产(未来的税收)来对等发行自己的负债(人民币)的正确轨道上。这样可以根本解决用别人的资产(外汇)做抵押发行自己的负债模式,避免人民币制度性的不可避免的超发局面。如果按照现在的模式运行下去,人民币基础货币只能单向增加不能减少,在中国经济换挡减速的未来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第二种解决办法就是学习香港当局和日本央行的做法,使用已经流通中的人民币(旧人民币)完成结售汇步骤,不能用新增人民币(新人民币)吃尽美元,这样也能避免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单向投放。

如果我们理解人民币基础货币缺乏退出方式的现状,理解了中美货币发行的不同方式,我们就不难对人民币汇率的明天和后天做出合理的预判。

2015感恩节流水账

2015年感恩节我们跑到了拉斯维加斯、大峡谷、羚羊谷和马蹄湾。

11月25日一早出门我乘坐了delta的班机经过detroit转机飞往las vegas。这是我第二次到达底特律,也是我第一次从空中经过底特律。作为达美航空的枢纽机场,底特律机场非常的宏大,登机口旁边就有悬于空中的小火车接送游客往来于各个航站楼之间,实为令人赞叹。然后我乘坐后续班机前往了las vegas。Delta的班机总是给我一种惊悚的感觉。2013年我从buffalo飞往NYC的时候达美的跳楼机一般的乘坐体验给我留下了很惊恐的印象,而这一次在降落拉斯维加斯前的颠簸虽然厉害,但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初到拉斯维加斯机场,我就发现遍布机场的老虎机。Nevada州为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议会通过了法案使之成为美国除了印第安人保留地外唯一可以可以合法博彩的地方。很多人以为拉斯维加斯是罪恶之地,当我从I15穿越崇山峻岭,看到金碧辉煌无与伦比灿烂的拉斯维加斯呈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拉斯维加斯是人类在沙漠中闪耀的那一片光辉。正如高晓松所言,拉斯维加斯是人类用人类意志凭空在沙漠中造出来的城市,和万里长城可以并列为世界两大人类奇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我看到了称霸于世界的各大酒店鳞次栉比般地屹立在两旁。这其中,有模仿纽约城市风格加之酒店内过山车刺激的New York New York,有模仿欧洲赌城风格的Monte Carlo,有新造的Aria,还有喷泉闻名于世界的Bellagio,也有吴彦祖岳父开的凯撒皇宫,还有模仿欧洲水乡风格的威尼斯人,仿制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的巴黎,最后在拉斯维加斯大道的最北面还有最新风格的Wynn。赌博、show和自助餐构成了拉斯维加斯最重要的三大娱乐方式,使得游客们在这世界娱乐的圣殿尽情的享受。

说到赌博,这是拉斯维加斯和内华达州重要的财政来源。每个酒店的赌场构成大同小异,大概有一半的面积分配给了各式的老虎机,还有另外一半的面积作为各种扑克类博彩项目。我在拉斯维加斯一共看别人赌钱赌了三小时,几乎95%的人在老虎机上输了钱,真正能从老虎机上赢钱的人寥寥无几。据我的观察,老虎机的赔率非常差,经常是让赌客慢性习惯性输钱。具体的来说,据我的观察平均每按一次老虎机就会输掉0.5美元,而赌客平均每5秒钟就会按下一次老虎机,这些插着电的吃钱机器充分展现出了人性的不理性。但人性的这一面古已有之,并不是说拉斯维加斯不存在人类的不理性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斯维加斯给宣泄了人性,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人性在别的地方犯错的可能性。据我的观察,拉斯维加斯的赌客们沉迷于下注,而不是偷盗抢劫,整个赌场大道秩序井然治安良好,并没有出现我们小时候意识形态宣传里出现的赌场共暴力一色的情况。根据我的观察,有相当比例的人可以在21点的牌桌上赚钱,但是根据大数定律,只要他们不断地赌钱,终究有一天会不停地输钱。正所谓赌场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而我的观察拉斯维加斯酒店最大下注一般是最小下注的200倍(Wynn的21点有桌最小下注50,最大下注10000),这样保证了赌输后加倍下注的策略不可能成功,也就保证了没有对赌场的必胜套利策略。我唯一不喜欢的便是赌场里的烟味和喧嚣。摩肩接踵烟雾缭绕的感觉好似让我感到回到了中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作为美国唯一可以室内吸烟的地方,刺激着赌客们不停地下注再下注,很多时候尼古丁贡献了赌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我们一共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两个show,一个是Bellagio的O show,一个是Wynn酒店的la reve。拉斯维加斯show的辉煌灿烂堪称世界第一,太阳马戏团在全世界范围内挖掘了大量的能人异士在拉斯维加斯这个舞台上给全世界带来美的享受。每一个show的投资都极其巨大,整个恢弘的舞台道具都是为了这一个show重金打造,磅礴的恢弘只有亲眼所见才能描述。演员时而从20米高空一跃而下跳进10米深的泳池内,5秒钟之后那片泳池就成为平地,这等巧夺天工的舞台布局足以令世人称叹。O show展现出来的高难度杂技令人叹为观止,观众不仅要为这些小演员无保护措施的演绎捏一把汗。说实话,我现在觉得教授们拿的绿卡实在是过于容易,他们只需要动动笔做做实验就可以拿到绿卡,比起这些小演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全世界面前奉献惊险杂技与人体艺术的美的艺术结合,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太阳马戏团作为加拿大魁北克的骄傲,在赌城这个舞台上奉献给世界最大的灿烂。

赌场的自助餐我感觉其实相当一般,我吃了两家赌场(Wynn和Bellagio)的自助餐,Wynn 的自助餐排队排了一个半小时,吃大概也吃了一个半小时。西餐的种类比较匮乏,使我觉得赌场的buffet并没有国内的金钱豹好吃。Wynn装修的比较豪华,但是管理技能实在是堪忧,一边是外面排起长龙的等位大队,另外一边是餐厅内大量的空位。我觉得要是Wynn能雇佣咨询公司设计出更为合理的领位系统,他的业绩可以增加至少50%。而Bellagio 的装修更为简单和复古,其甜点、阿拉斯加帝王蟹是两大特色。可惜我吃的有点太多,最后肚子的边际效用都是负的了,但是我心里的效用还是大大的正。来了Bellagio的自助怎能不大大地享受一把哪?

说完了拉斯维加斯,我们还参观游览了位于大峡谷4个小时车程外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南缘。大峡谷南缘非常的壮美雄浑,值得大家来一看。大峡谷从南缘到北缘行车要4个小时,冬季关闭,所以这次无缘见到大峡谷北缘的壮美。但南缘风景的壮美,也足令我感觉赏心悦目了。那日下午经过2个半小时行车,开了一段夜路之后,终于到达了亚利桑那州的旅游重镇Page,此处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内有着奇光异彩的羚羊谷还有马蹄湾。原本我并没有奢求在这个旅游小镇上能吃到多么好吃的中餐,现在我觉得Page上唯一的一家中餐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起拉斯维加斯上非自助的餐馆性价比高多了。最令我震撼的莫过于羚羊谷起床后拉开窗帘的壮丽。窗外的高山峻岭,俊美多姿,若非亲眼所见,绝非我这种大城市里呆了许久的人可以想象。其实羚羊谷和马蹄湾的更适合拍照当windows桌面,实景倒也没有照片上想象的那么美轮美奂。倒是羚羊谷内的印第安人领队给我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打破了我心中对印第安人原本有的那些成见。回程的时候我们碰上了大堵车,前方的大交通事故堵住了我们返回拉斯维加斯的必经之路。在漫长的等待的一个小时中,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华山一条路只可前进不可后退了。如果从这条道上改道去拉斯维加斯,可能需要增加4个小时以上的行程。还好最后我们等到了清障车把事故车辆全部清空道路恢复畅通,最后回到拉斯维加斯也不是很晚,没有错过自助餐的时间,还欣赏到了壮美的沙漠丛中的拉斯维加斯夜景。

其实如果旅行开始便把行程全部规划的太彻底,途中就丧失了变数,也失去了旅途中误入桃花源的机会。而这,却是旅行中最大的乐趣。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还有着小十个国家公园,壮丽的UT12号公路还等着我去征服。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完成Grand Circle国家公园之行。在美国,我对于好山好水自然风光的兴趣大于人文风光,大概是因为美国是个历史匮乏的国家吧。

20150930与君共勉

三个月前给同学推荐了IBB,这支我非常看好的美国生物科技类ETF。哪知三个月光阴荏苒,今日的IBB竟然跌去了将近100元之多。IBB作为这波纳斯达克这波龙头行业,作为这波纳斯达克大牛市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在日益老龄化的未来一定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也是我目前觉得可以长线投资(>10年)的最佳标的。可惜推荐的时候IBB已经经历了非常长期的上升趋势,不是一个很好的短期介入位置了。这再次印证了魏强斌那句位置比方向更重要的观点。假设进场的位置非常的差,就算方向对了可能也需要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来解套,漫漫熊市的痛苦折磨将会磨灭掉所有长线投资者的信心,逼迫其做出错误的斩仓决策。在长期高额浮亏面前,什么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都会成为一句根本毫无说服力的空话,其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而往往,散户不落泪,熊市不见底。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散户全部割肉斩仓离场后,漫漫熊途才会到达他的终点。而此刻早已割肉的散户是无缘分享后面的盛宴的。   中航油的陈久霖应该对此深有感悟,对手盘不停地拉高石油价格,连续逼空,逼的空头陈久霖在高位被迫斩仓空头,全军覆没,葬送了中航油在衍生品交易上的全部本金还有自己的前程。在陈久霖斩仓后,石油价格应声而下。陈久霖其实没有做错方向,他只是做错了位置。但后果依然是致命的。虽然股权交易并没有衍生品那么凶残暴力,但是总的交易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有好的位置,没有好的方向。方向不重要,位置和仓位管理最重要。这是大众交易理念上的盲点,也是我们未来超额收益的利润点。

这一次,我用别人的亏损认识到了自己判断的巨大失误。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虽然钱亏在别人身上,但依然刀刀割在身上,值得我以后每一次决定入场点位和出场点位的时候深刻反思。我是同龄人中的A股老兵,也是美股投资者中的新兵,深深感到美国资本市场其实比中国的资本市场更为残酷。美国资本市场在20世纪的大牛市在21世纪是否还能重复,在我心里还存着非常巨大的问号。巴菲特的故事是建立在20世纪美国超级伟大的大牛市和他能在50年代就搞到1000万美元的基础上的。其投资业绩在2000年以后可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因为巴菲特赌的其实是美国国运的长期牛市。如果这个基础以后不成立,那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只能带来无尽的深渊。

我在美国走了超过20个州的地方,深深感受到美国正在从伟大走向不那么伟大,从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慢慢走向浮夸吹捧的PPT主义浮躁。虽说务虚在商业社会中同样非常重要,但如果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如此的话,那就会走向和今天印度一样的道路。至少我在中国,看见的更多的是人们的务实肯干。而在美国,我们再也见不到20世纪30年代帝国大厦工匠们的辛勤耕耘,再也见不到曼哈顿计划下科学家汹涌而出的激荡岁月。我在学术圈见到的更多的是为了五斗米折腰灌水发纸的蹉蹉跎跎。这帮人真的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的纸真的有多少人在看?还是真的有多少价值?如果张益唐身在经济学界,他一定会更加坎坷,因为经济学是一个没有真理的地方,而在数学届,他一个赛百味翻肉饼的依然可以做出石破天惊的证明。好歹那个地方,真理不会因为他的单位是赛百味的而渺小。成思危老先生曾经告诫众人:做学术一定要脚踏实地,对社会有用,如果只为了发论文,那我宁愿你的论文不要发表。

 
与君共勉。

博士学位并不代表着智慧

当我来美国之前的时候,我原以为美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都至少应该是睿智的,至少是聪明的。当我慢慢接触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看到社会万千大众的时候,我往往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把博士学位挂在嘴边的人,动哉说话的时候喜欢在自己的名字前面挂上Dr.字眼的人,往往特别在意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荣誉感,在意的是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成就感,而不是别人对他们智慧真正的尊敬。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特别明显。几千年的科举传统导致的学历歧视和鄙视链,使得排名第N名的鄙视排名第N+1名的,使得不是你给我跪着,就是我给你跪着。头衔不同等级不同的人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平等交流的空间。  事实上真正睿智之人,无论学位高低,亦或是出身高贵,都应该是由他自己身上的才华和认知水平来获得别人的尊重。

我本科的导师在开玩笑地时候和我说林毅夫是台湾派到大陆来的经济间谍,专门用看似高神的经济理论来祸害大陆民众。网上有大量分析林毅夫情况的帖子,我不愿意作出评论。但从林毅夫的种种所言所行来说,林毅夫的思想遗毒很深。他最核心的错误就是错把自由当做手段,而自由无论是人的自由还是经济意愿或者是交易的自由乃是整个经济的核心追求而不是手段。林毅夫祸害中国大陆的主要表现是:他长期身居学术机构和政府政策咨询的要津,对中国的制度和发展路径却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和发言。居安不思危,盛世无危言,一味迎逢上意、挖空心思溜须拍马,宣扬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粉饰太平,麻痹政策制定者,误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林毅夫和杨小凯先生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毅夫面对当今中国种种如此明显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什么还会坚持“后发优势”这种谬论?其原因除了他喜欢迎逢上意,说好听话粉饰太平的个人品性外,最要命的是他思想上一个致命的认识误区。这个致命的认识误区简而言之就是:错把国家当商家,误把公司作公器。  林毅夫之所以把原本是应用在公司层面的“后发优势”这个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错误地推广应用到国家的层面,正是因为他在 对于国家的角色和功能的认识 上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其实我真的很奇怪,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唉,他怎么会忘掉了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这条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呢?就算什么都还给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这条也不应该忘了吧?

“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的根本冲突其实是在于对国家角色和功能的认识上的根本不同。如果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如上标准来衡量,那么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后发优势”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伪话题,因为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衡量“优势与否”的标准根本和财富以及具体的产业无关!

从国家机会主义角度上来说,法西斯德国的计划经济(1933-1939)和苏联计划经济建设的经济增速是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一第二的。独裁者可以用杀人放火的置信威胁去逼迫所有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可为了。无论是朴正熙、李光耀还是蒋经国,用牺牲少数人利益甚至多数人利益追求一个高速经济增长和自身统治稳固的方式,实在是难以成为未来成功经济体的模板。 因为明天我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为了经济发展我可以被牺牲掉,我的幸福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于我而言,作为个体,我根本不关心国家经济体的增速,而更关心我自身的幸福。我以前曾经论证过为什么亚洲四小龙不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样板,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并不能说明是他们制度的成功,而只能说是周围一个更大的邻国的失败。新加坡这种半法西斯式的无耻国家,其本质而言和希特勒德国并没有区别,只不过他还太弱小,没有办法像希特勒那样对外侵略扩张罢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认为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计划经济。事实上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是胡搞经济而根本不是苏联式的严密周详的计划经济。那时候的中国的经济决策既没有苏联式严密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大数据计算机计算得出的详细到每个部门的决策,而完全是各自为战,各个地方的领导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批斗谁就批斗谁,想种几亩地就种几亩地,像毁多少田就毁多少田。今天可以推翻昨天的,明天又可以把今天推翻。事实上1978年后陈云提出“鸟笼经济”模式,希望模仿建设苏联那套严密地计划经济套路,用科学统计和大规模精确计算的方式确定每个经济单元的产出任务。如果1980年代我国的经济方针执行陈云同志的科学计划方式,说不定可以取得比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更高的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速度对于苏式计划经济来说实在是太慢了。当然这套科学计划经济套路要么走上法西斯德国或者是斯大林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路子,要么是走上另外一条不归路,是不可能维持哪怕15年的超级经济增长速度的。

如果这一点都没有搞清楚的话,这些人研究中国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和1978年之后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成功的文章都是一团烂泥,不忍阅读。他们连基本的中国的历史情况都不甚了解,胡乱地堆砌几个数学模型,搞得天花乱坠,真的是邯郸学步,令人贻笑大方 。这些文章连假设都是指鹿为马,把“胡搞经济”当做“计划经济”,何谈论证之严密,论据之严谨?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their conclusions are not even wrong.

2015 road trip 感想

作为硕士毕业旅行的一部分,我和锦程在2015年的暑假游历了美国东中部的17个州,包括了Massachusetts, New Hamphire, Maine, New York, Pennsylvannia, Ohio, Michigan, Illinois, Indiana, Kentucky, West Virgina, Virginia, Maryland, Delaware, New Jersey, Connecticut, Rhode Island 还有Washington DC。总计行程5400公里。这一路走下来,可以说是里里长见识,里里有故事。

 

和中国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州权很大的国家。所以导致美国的每个州都各有特色,不同的大公司的总部分设在美国的不同角落,而不像是中国的各大公司总部纷纷设立在北上广深杭。举个例子来说,PG宝洁公司作为世界快速消费品领域的巨无霸龙头企业之一,其总部位于Ohio州的Cincinnati。而辛辛那提甚至都不是Ohio州的第一大城市,Ohio州也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大穷州之一。国人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家巨无霸式的跨国连锁巨头居然会把总部设立在这样的一个城市。

 

在我不断的自驾过程中,高晓松叔叔的声音几乎陪伴了我们一路。从最北面的maine州到我们开过的最南面的Kentucky州,高晓松也说遍了五湖四海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这也大大缓解了长途驾车带来的疲劳感。美国除了两位数编号的洲际高速公路,其他的公路都是用local的property tax修筑而成的。所以路面的平整程度往往反映了这个区域的财政情况。在我们驶往case western university的路上误入了east cleveland黑人区。后来我们网上调查这是一个连东北当过兵的大叔都不敢下车的鬼区。我们在路上发现除了我们之外的黑人比例是100%,路上的各根车道上都有幽灵一般的黑人兄弟在道路的中央或者边缘徘徊游荡。这个区域的路面十分破破烂烂,比我开过的最破的路还要破败,可想而知这个local社区的财政情况多么的堪忧。甚至于这个区域内的油价都比外面低2毛左右,不知情的我们还觉得我们在克利夫兰市中心外面加的贵的油亏了。殊不知这个每加仑2毛的危险折扣我们还是不用为妙。甚至在差的社区内由于大量的非法移民或者无家可归者没有纳税记录,导致地方财政无力负担警察费用,使得这个社区的治安日已破败,恶性循环后的结果就是导致警察甚至不愿意冒险进入犯罪率高发的社区执法。就好比巴尔迪莫或者是纽约的Bronx区,很多亚裔的菜鸟警察被派往这些犯罪率最高的高危地带执法。很多年轻而又十分紧张的亚裔年轻警察由于没有经验而胡乱地向黑人们开枪射击,带来了巨大的涉及种族歧视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我看历史书的时候,发现古罗马帝国也是毁灭在种族问题上的。如果美国的人口主体由信仰新教的WASP变成黑墨三或者是伊斯兰人口占主导的文明的话,这个自由的乐土能否维持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荣光也就尚未可知了。

 

我们前几日在新英格兰地区白人占主导的Maine和New Hamphire州游玩的时候,很少看见非白人的少数族裔。虽然白人可能会对少数族裔有内心深处的种族歧视,但并不至于像别的族裔那样明目张胆的偷盗、抢劫甚至是入市谋杀。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给我的感受都非常的好,除开大雪纷飞的冬天和略高的房价,新英格兰地区是一个很适合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比起纽约的喧嚣、脏乱差和万国博览会,我更喜欢新英格兰地区的恬静安详。

 

我们顺道参观了位于纽约州中部Ithaca小城的常春藤名校Cornell University。距离这个学校五分钟车程就是一个超级大农田。这个学校远离世俗纷争,离开最近的高速公路都有一个小时以上的车程。几十年来,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求学于这所常春藤名校,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里贡献着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所学校似乎也有类似于耶鲁骷髅会的社会组织,在每个楼宇上用一些希腊字母的组合来彰显自己的特色。当然,美国的小城或者是农村和中国农村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小城基础设施极其完善,大到大型的超市、医院、学校,小到公路甚至红绿灯路牌,都和大城市别无二致甚至是设计的更加完善整洁。比如说在Ithaca附近的tops和wegmans之类的grocery就是纽约州的连锁蔬菜水果超市。在美国这样的grocery的档次比起Walmart更加高端,食材更加新鲜,绝不像Walmart里会把放置了一周以上快要腐坏的蔬菜水果卖给消费者。

 

在探访密西根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密西根的高速公路非常的破败,高速周边经常看见大量爆裂的轮胎。给我的感觉好似高速公路管理方并不会定期清理这些爆掉的轮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这里的高速路面条件比较差加上密西根人民开车比较凶残,才导致了大量的爆胎发生。在底特律附近的Canton小城,我们发现旅馆的传达室玻璃是三面防弹的,这和底特律的银行还有麦当劳非常类似。底特律附近小城非常的优美,Henry Ford 汽车博物馆记录了福特公司大量的历史文物,包括第一条汽车流水线和以前大量的旧款汽车,还有福特先生大量的私人珍藏。在国人实业报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背景下,中国人应该都来看看这个福特家族的博物馆。贾玮学长介绍我们吃到了精美的北京烤鸭,虽然比起中国的烤鸭还是逊色了不少,但是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到如此精美别致的烤鸭还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吃完烤鸭后我们参观了Umich Ann Arbor。安娜堡这个城市就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学城,为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师生服务的,整个学校分为北、中、南三个校区,非常的优美别致。作为美国公立大学数一数二的翘楚,上海交大和密西根安娜堡的合作项目应该可以取得双赢。之后我们参观了位于底特律downtown中心的GM公司总部,这里几乎已经成了一座空楼,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慕名前来的游客。里面展出了一些通用汽车的车型,但没有其他的类似于Henry Ford博物馆那样有意思的东西了。

 

在抵达芝加哥之前刚进入Indiana州的时候,一场倾盆大雨给我的高速公路驾驶带来的诸多挑战。有15分钟的时间我几乎是处在盲开状态。开到芝加哥附近发现大量的车辆超速并线极为凶残,经常不打方向灯一变三根道。在大雨中到了旅馆累的躺在床上就睡,不过我们定的外卖鸡翅真是甚是美味。

 

之后我们参观了位于芝加哥两小时车程的UIUC,这个工科大校非常像清华的校园布局,其中EE的大楼非常的雄伟,里面还有一位拿过两次诺贝尔奖的大牛的肖像。我真是感叹美国的大学真是有钱啊,就算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北大清华的校园依然和这些美国排名50名左右的学校不能媲美,更不要说学术成就了。但是随着中国科研投入的不断加大,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在某些学科个可以迎头赶上。2014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尽管解读不一,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科研经费投入的不断扩大,我相信中国未来的科研实力能够逐渐赶上美国。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位于Ohio州dayton的空军博物馆,虽然天气情况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老式和新式飞机,包括美国空军的第五代战机F22和B2,C17,F117等先进战机,好不热闹。这个空军博物馆不收门票钱,于是我们买了一个10美元的B2模型纪念品作为对这个空军博物馆的回馈。

 

再后来的两天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去射击,第一把打的自动手枪还发生了卡壳的情况。于是我们换了一把稳定性更高,更为可靠的左轮手枪。左轮手枪永不卡壳!第一次射击我们的成绩还很不错,基本上都能打在8环以上。

 

我们连续两晚上在New Stanton附近的一个中餐馆用餐,口味还是相当不错。奋斗在美国各地中餐馆的中国人真是不容易,大部分都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美国梦的主题就是通过自己奋斗能够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希望他们或者他们的下一代能够奋斗出一个美国梦来。

 

最后我们拜访了我们的一些同学,他们或是在Maryland读博士,或是在UPenn读博士,或是在花旗银行做风险控制。华盛顿、费城、纽约这些大城市给我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华盛顿附近的高速车道设计的非常不合理,高速的进口和出口仅仅相隔了100米,于是向右并道的车流与向左并道的车流必须要在狭小的空间内互相抢行,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开进拥堵的费城的时候,我发现费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像上海,顿时就有了道家的感觉。而纽约则是一如既往的脏乱差和人流臃肿,而纽约市的生活成本又是非常的高。甚至一进一出纽约都会产生高额的过路费使得我们ezpass来不及充值而产生高额罚单。若不是在纽约有着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我想很多人是不愿意长期生活在纽约这个城市的,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最后我们游览了罗德岛上的豪宅。这个豪宅原来是属于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的,后来由于其子孙不愿意负担高额的地产税,就把豪宅捐献给了州政府作为公共展出用。在最大的豪宅里几乎一半的参观者都是华人。看来国内来的人们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希望追求现世的财富享受。在我看来,这些豪宅也不过如此,富人的生活在几十年后的我们看来也就这样,偌大的一个屋子看起来也很阴森恐怖,即使有众多的佣人打理起来也有很多不便。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国式的暴发户的屋子,称不上有着悠久历史的建筑,可以说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这样的road trip,17天走了美国17个州,收货很大,也可以小小地庆祝一下自己拿到了硕士学位。令人气愤的是,路上住的三家印度人开的旅馆都质量非常的低劣,要么就是毛巾根本没有洗干净,要么就是在checkin的地方放几个面包就号称breakfast included,要么就是房间里根本没有wifi还假模假样地帮我们办wifi。其实我本来非常看好21世纪印度能够崛起,但经过这一次的road trip,印度是否能够在21世纪崛起在我心中打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东西不是制度可以决定的,也不是信仰可以决定的,而是文化和人性决定的。这一方面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比印度人有着先天的巨大优势。

road trip 日记

06/08

运气不太好,旅行开始两天一直有雨。6月8号到9号一直在NH和ME两个州之间行进,跟麻省一样都属于new england区域,建筑风格非常相似–市区以红色砖房为主,郊区以薄荷色木式建筑为主。

第一天先开往NH,午饭在一家叫“皇宫”(imperial palace)的中餐馆解决,偌大的餐厅被我们俩包了场,一个约四十多的女侍应生貌似是广东籍,普通话非常生疏,不知道是本来就不会说还是已经很久不用汉语招待客人的缘故。下午原定是去white mountain,可惜被告知当日因为刚下过雨山路过于泥泞而不准私家汽车进入公园。本来以为第一天唯一的景点就要这样泡汤,索性发现仍然可以花70刀乘坐景区的专用小面包车上山,于是我们就和另外的一家四口坐上了一辆小巴士开进了white mountain。司机号称已经带游客走了将近3600次了,不过看上去还是一副兴趣盎然的样子,上山前还把同在景区工作的太太接上了车和我们一起上山。也不知道这对夫妻是不是在white mountain结成的姻缘呢?不过能在这样自然优美的地方一起工作生活,也算是一对神仙眷侣了吧!

上山一共花了约30分钟的车程,前半段景色秀丽,由于当天水汽颇大,半山腰烟雾缭绕,甚是有一种朦胧之美。然而随着海拔的增高,我们的车也进入了云雾之中,能见度渐渐下降,路面也从铺好的水泥地变成了砂石地,到最后我们只能看见三米以内的物体了。我们终于不再抱怨工作人员不让我们的小雪球上山了,因为这山间小路不光路况差能见度低,经常陡坡就在窄道旁边,我们路又不熟悉,自己开车上山确实很危险。好不容易到达山顶,由于水气太重能见度太低,我们不敢到处乱走,怕找不到回来的路。虽然没法看到山下的景色,但好歹是上了white mountain了。

当天晚上去了当地一家意大利餐厅,要了两份意面一份色拉和一份蔬菜汤。意面的番茄汁配了罗勒熬得很浓,酸酸的非常开胃。两份的量非常大,我们打包了一份的量作为明天的早饭。服务生非常热情,是一次不错的用餐体验。

晚上入住了一家white mountain附近的旅店,前台非常简陋,接待我们的是两家印度人,让我不禁对旅店的卫生标准产生担忧。果然洗手间的毛巾明显有污渍,只好放弃使用的念头。

 

6/9

第二天的主要任务是去缅因州的最大城市Portland和NH的Portsmouth。Portland的最重要的景点就是一个灯塔,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个大公园。市区倒是跟波士顿的感觉很像,只是不如波士顿繁华。一个城市多繁华看停车费是再准不过的了,Portland最市中心的停车场一个小时只要2刀,想想波士顿中国城最破的露天停车场进去就是最少15刀的价格,差距还是相当大的。Portland的文化氛围很浓,和整个new england一样,市区到处可见gallery和art space,也有不少书店和书吧。缅因州是个非常white的州,很少见到亚裔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中午我们选择了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连锁美式餐厅David’s Restaurant,开在市区最中央的位置,店内来用餐的顾客也是all white,似乎都是来用工作午餐的,他们都选择了buffet,只要12刀一个人,但我们看菜式一般,于是还是选择点菜。价格合理,摆盘精致,味道正宗,好评!

下午主要在Portsmouth城里闲逛,吃了份冰激凌,研究了一下海边挂着的两三把同心锁,本想试出一个锁的密码,结果时间有限只好作罢。晚上我们去了一家被推荐的龙虾店Robert’s grill,点了双人套餐,一人一只1磅的龙虾。结果上菜的时候吓了一跳,每个人一个大砂锅,里面除了一只龙虾之外还有不少海鲜,一个大香肠,一根玉米和一些烤土豆。小骞大快朵颐,但我们还是剩下了不少淡菜,实在是太撑了。本来猜这顿饭要破70刀了(点菜的时候菜单上只是标了市价),结果账单上来只要50,含税也才54,深深感觉赚到了。果然缅因的龙虾是既新鲜又便宜。吃完对面就是一家奥特莱斯,小逛了一下消消食。

6/10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开车,只有一个景点,就是康奈尔大学。因为现在已经是放假时间,整个大学几乎看不到太多人。我们停下车后在校园里闲逛起来。校园真的是非常整洁漂亮,可惜的是小伙伴不在,没有人给我们介绍校园各个楼的功能。晚饭我们去了学校附近看上去像是生活区的地方吃,是一家韩国人开的日本餐厅,几乎包了场,可见一到暑假整个town都没了客流。服务生是一个韩裔美国小伙,发型和五官都非常韩式,看我们是中国人还跟我们用中文说谢谢,文质彬彬,看上去也像是这里的学生。晚上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motel,前台又是印度人。一个印裔妹子操着纯正的美音帮我们check in,所谓motel指的就是开门就看得到车子。房间面积不大,我们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看毛巾是否干净,似乎比之前的好一些。第二天早上吃早饭,就只有前台放了一些麦片,蛋糕之类的食物,没有坐下来吃的地方,我们只能拿了所有我们能拿下的食物,带到自己的房间去吃。想想又是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我们心里对这个名族的评价又降低了。

6/11

驱车前往克利夫兰,预计着今天要去三个景点:case western University, Farmer’s market和克利夫兰NBA比赛场馆。进城前我们在旁边的小城市加满了油,下了高速之后,我们进入了当地的小城镇,突然发现路面开始变得凹凸不平,路边零零星星散着垃圾,开着开着看到周围的房子也变得破败不堪,路边开始有三三两两的黑人流浪汉,心里感到有点害怕。用手机一查,我们处在east cleveland,是克利夫兰最危险的黑人区。这里的油价比我们之前刚加的便宜大约0.3刀,但我们仍然庆幸在之前的小城已经加满了油箱。这里要不就是没有人的街区,要不就是看到男男女女的流浪汉在人行道上,马路中央,和各种破破的小店里游荡,穿着或破旧或奇异的服装,顶着或肮脏或被染成鲜艳色彩的头发,无一例外的全是黑人。看不到一个白人,就连在我们周围擦肩而过的车子里也全是黑皮肤,车窗开着,大声放着黑人摇滚,rap,或者重金属。我们一边提高警惕,一边驱车盼着早点离开这个区域。终于突然之间,真的是突然之间,房子开始变得漂亮,街道也整洁有序起来,终于看到路边出现了白人,长嘘一口气,是的,我们已经离开黑人区进入大学学区了。真真是一条道之隔,一面是天堂,一面就是地狱。我们惊魂未定,不敢把车停下来,只在大学附近开车兜了一圈,就决定直接去宾馆。克利夫兰当天有比赛,我们怕堵车,取消了行程。就这样,本来略显紧张的行程,因为误闯黑人区一下子就变得非常轻松了。入住的red roof环境相对不错,房间是封闭式的。lobby的接待员是个华裔,人也很热情。Red roof所在的小镇叫做middleberg heights,非常漂亮。晚饭在旅馆对面的一家连锁的意大利餐厅,生意火爆,价格公道,店里除了我们俩之外全是白人,大多是家庭用餐。吃完去了附近的一家grocery,名字很像德文,Heiner’s,查了一下heinee是海军老兵的意思,我心下猜测老板是德裔移民。这家grocery的漂亮程度非常,一看这就是一个富人区。周围建筑也很不错。Middleberg这个构词也确实比较接近德语拼写,估计这里德裔居民占多数。

6/12

从middleberg heights开往密歇根,第一站是去贾炜学长推荐的烤鸭店吃午餐。两个人只要了一个烤鸭和一盆豆苗,果然味道不错。跟学长微信报道到此一游,他居然也在安娜堡,于是我们临时改变下午去底特律的行程,前去安娜堡与他相聚。他开车带我们参观了密大校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密大的商学院高大气派,和法学院图书馆的古典优雅。还有学生们的购物娱乐区,比康纳尔周围得更丰富漂亮些。北校区的工程学院建筑风格就跟交大比较接近了,看样子工科学校审美都差不多。晚上去了家上海餐馆,老板一听口音就是上海人。

6/13

这日早上参观了henry ford museum。这家汽车博物馆收藏了大量亨利福特的藏品。包括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还有南北战争时期国父们的档案材料复印件。有趣的是,我们见到了19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著名的公交车让座事件的原始公交车。福特博物馆花了数十万美元购买和修复了这个公交车。当时黑人只能在前门付钱然后从后门上车。无良的白人公交车司机有时候会一脚油门把付了钱的黑人晾在车站,甚至会掏出枪把不听话的黑人打死。车上的前10个座位是白人专座,黑人不能靠近。从六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黑人平权后,这种行为就逐渐消失了。但是人们心中的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失。黑人这个种族真是让人骂不得,但越是骂不得却越不能弥合人们心中的不平等观念。福特博物馆展现了美国大工业时代的各种大型机器,福特的第一款汽车生产流水线,第一款流水线出产的汽车model T还有各种各样的福特汽车。从老爷车到现代的混合动力车,从四个轮子大小不一的老爷车到车展上才能出现的未来概念车,琳琅满目,好不令人热闹。

中午我们在前往中餐馆的路上发现了一家texas roadhouse,里面的牛排很是好吃,比waltham 99餐馆的牛排量大且好吃。下午我们先从一路高速开到了底特律downtown的GM总部。如今的GM总部空空荡荡,几乎只剩下了餐馆的游客。看着湖边别致的美景和进城宽广的双向试车道,我不禁为底特律的今天唏嘘不已。好端端的一个世界汽车业中心就被黑人毁了。但是在如今美国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黑人问题成了不能说的敏感词。

下午我们一路开车前往芝加哥。连续长时间的开车和恶劣的天气使我深感疲劳。但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观赏芝加哥壮观的天际线。很是美哉。晚上在旅馆super 8点了意大利外卖,鸡翅甚是美味。Super 8是一家新兴的连锁酒店,貌似经营得当,旅馆车位停得很满,生意很好的样子。

6/14

今天一天的活动在芝加哥,早上第一次使用UBER打车到了蓝线地铁站进城。芝加哥的地铁噪音非常大,显然早已经年久失修,比起中国最近20年新修的若干地铁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到了loop里我们先准备上wills tower,但由于乌云遮盖能见度极差我们放弃了上wills tower玻璃地板号楼,转而准备去参观水族馆,但是被惊人的长队和高昂的价格吓跑了。于是我们放弃参观水族馆的计划,前往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参观之前去吃了著名的美式中餐连锁panda express,两个人只花了20美金。为了免受排队之苦,我们购买了27美元一人的学生fast pass参观,艺术馆藏品非常丰富,我们看完了所有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派的绘画,看到了许多名家的名作,莫奈梵高高更毕加索,不一而足,一些后现代的画非常抽象,依我看甚至有些丑陋,无奈既已挂在艺术馆内,只能怪我欣赏无能了。晚上我们预定了John Hancock Center 95楼的晚餐,三个人5点半到那里,还算早,我们还坐到了窗边的位置,风景极好,既能欣赏海景,又能看到芝加哥著名的高楼群。三个人带小费花了250刀,对比纽约的消费,在考虑到是芝加哥最好的观景台,还是不错的价格了。

6/15

今天一早从芝加哥出发开往UIUC。出门前还是暴雨连绵,开到UIUC的时候就是艳阳高照。57号高速驾驶难度很低,甚至初学者都可以用80的速度巡航驾驶。到了UIUC由金雷学长接待,我们参观了UIUC的CS和EE的各个大楼,发现UIUC的工科类学院非常有钱,造了非常豪华的大楼。金雷学长正在努力创业。UIUC位于Urbana-Champaign姐妹城,以一条马路为分界线,距离芝加哥两个半小时车程。此处夏天龙卷风冬天暴风雪,湖区的天气真是令人堪忧。下午我们驱车前往indianapolis,这一段74号高速公路由焦融开车。此段限速70的高速他只匀速开在58左右,显示出他是一个稳健的人。Indianapolis城区美如画,小镇非常优美,比之ohio给我的感觉好多了。晚餐我们吃了蜀湘源中餐馆,吃到了清蒸龙利和烤乳鸽,但是价格略贵。在美利坚的土地上能吃到烤乳鸽,好不快哉。

 

6/16

今天一早参观了Indianapolis动物园,赶上了很多美国小朋友的春游活动。Indianapolis的动物园不大,但是动物种类却是应有尽有。有狮子、老虎、大象、犀牛、蛇、海豚、长颈鹿、猩猩等各种动物。让我们感到十分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老虎隔着玻璃走到眼前,还看到了大象的一坨坨巨大的屎。我们中午去吃了泰式的美式泰餐馆,味道相当不错。下午我们驱车前往了ohio重镇cincinnati,参观了一个由废弃火车站改造成的博物馆。里面有三个小馆,我们参观了其中的自然馆和辛辛那提历史博物馆,放弃了剩下的那个儿童博物馆。从那里我们了解了从二战发家的保洁公司。然后我们驱车前往了PG公司总部,路过了罗比林吊桥,一个开错路就开到了ohio river对岸的kentucky州。一天之内我们来回ohio和Kentucky州数次,最后在kentucky州加了一次油,吃了一顿肯德基。然后饭后驱车回到了位于dayton的旅馆区。

 

6/17

今天我们在dayton参观了空军博物馆。位于ohio州dayton的这个博物馆是美国最大航空博物馆,有巨大的停机坪和三个已经建好的巨大机库。我们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参观了第一个从飞机诞生到二战结束的机库。我们看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包括了日本人在二战时期的“武运长久”和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手稿通讯文件。我们还在这个馆中见到了用原子弹轰炸日本长崎的飞机原机和原子弹复制品。下午我们参观了另外两个颇为现代的机库,里面停放了包括B2,F117,F15和F22在内的大量的美国最新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最后我们体验了倒转360度的模拟飞行器,重新体会了飞行员头脑充血的感觉。最后我们冒雨参观了F15和C17环球霸王大型运输机的机库。这一天我们收获很大。美国每一个小城市都有非比寻常的魅力,而不像中国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大城市。

 

6/18

这一天我们从ohio的dayton赶路前往宾州的New stanton。中午我们在bear’s den这一家高速公路旁边的参观吃饭,这家店居然是美国最早的啤酒店。下午我们在没油前赶到了exxon加油站,然后去到了手枪射击场。 一个红脖教练教了我们一个小时如何使用自动手枪。后来我们自己加玩了半个小时,结果我们的手枪连续两次卡壳。于是店主给我们换了一把左轮手枪。左轮就不存在卡壳的问题,但是需要每一次击发前自己上膛。我的右眼视力很差,瞄准的时候只能瞄个大概。但第一次射击我就几乎枪枪在九、十环左右。我们还尝试了左手和右手单手开枪。晚饭我们在 美式中餐馆叫川源的地方吃完饭,菜还是做得相当不错。我们和小二攀谈,得知他来自江西,还得知宾州的吃饭税率惊人的低,大概有1%左右。难怪宾州政府没钱修路。

 

6/19

这一天我们在ohio的小城New station 停留了一天。首先我们找到了周边小城的一家电影院看了新出的侏罗纪世界电影。这个电影非常套路非常的老套,讲述了恐龙园由于人为原因使得一条霸王龙失控,最后英雄的男主人公拯救整个恐龙园的故事。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好莱坞片子。中午吃饭停车的时候锦程不小心把她的手机屏幕摔碎了,使得我们不得不打算过几天去苹果店把手机屏幕修了。下午我们先去了昨天的手枪厂打了50发6mm口径的左轮。我觉得这个枪的口径和后坐力都比较小,不像旁边那个红脖子使用的大口径枪那样霸气。最后我们去了一家保龄球馆打了四局保龄球。初次打保龄球的我打出了73分的最高分。这一天保龄球打的我腰酸背痛腿抽筋。晚餐我们在昨天吃饭的那家中餐馆吃饭。

 

6/20

这一天我们从New Station开往DC。早上的那段70号高速非常崎岖。我们从西往东翻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有一些公路开上去颇为飞机起降带来的耳压感。最后我们在精疲力尽中抵达了华盛顿DC。首都地区的高速设计非常不合理,经常是把高速公路出口和进口设计在一起,使得向右并出的出口要和向左并入的进口需要在短短的几百英尺内互相争抢。这样的高速出路口设计是我开了5000公里高速公路的人感到非常惊悚的。下午我们先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呆了两个小时。说实话这个天气实在是过于炎热,导致我们无法长时间在外面停留。而且大太阳的高温天实在是和国家公墓的主旋律不吻合。这样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最佳参观时间应该是在一个绵绵细雨或者小雪天。然后我们驱车前往University of Maryland我同学住处。吕一洲同学作为标准的交大工科男,让我们在他家站了一个小时。交大工科男博士们需要以后在社会上多加磨砺,才能立足于无论是中国亦或是美国的职场。在情商方面,中国人比起印度人还有待很大程度上的提高。马里兰大学作为公立大学的翘楚,其建筑风格和交大略为相似,缺乏了Umich的给人带来的惊艳,但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6/21

这一日我们驱车前往了费城。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免税州delaware买了一个iphone 6。由于苹果不修别人换过的手机,我们只能在苹果店门口的小贩前花了90美元换了一个屏。delaware这个免税州带动了大量的消费,delaware的苹果店的销量也是全美所有苹果店里最好的。这个mall给我的感觉非常像outlets,里面各式的化妆品、包包、各类的电子产品一应俱全。周末的时候停车场人满为患,大家都像疯了一样涌进delaware商场内购物。下午我们开车前往费城。进城的时候略有堵车,开在高速公路上进城的城市感觉有点像上海。晚上我们和杨帆在upenn附近的一家香港人开的中餐馆吃饭。杨帆也是一个酷爱旅游的人,可能中国的环境使得我们只能在美国实现这个理想了。我们是一路从DC往NYC方向前进,而杨帆这几天的行程正好和我们相反是一路向南。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杨帆一起出去玩吧。我很惊讶他居然申请了6张信用卡,真是快成为卡奴了。晚上我们住的一家booking上9分评价的民俗。其房屋内饰的布局非常的精美别致,非常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坐落在费城最中心的闹市区了,给我们带来安静的体验,算是我们17天road trip里最别致的了。

 

 

6/22

这一日我们一早出发去到了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高等研究院坐落在Princeton的Einstein Dr.上,其宁静都让我们这些过客俗子都不忍下车打搅。我在高等研究院门口停车留影,算是小小的纪念一把。中午的时候我们在princeton的一个mall的一家上海菜“大千美食林”中吃饭,这家上海菜做的非常的地道,算是旅途中难得的地道的中餐。princeton的宁静安详值得每一个学者为之奋斗终身,在这样宁静而安详的环境中做学术研究,算的上是一件莫大享受的美事。下午我们开车进入曼哈顿岛,不出所料堵车非常严重。在Holland Tunnel我们还被收了一次性14美元的进城费。纽约曼哈顿岛真是寸土寸金。城里开车我被纽约的暴躁司机狂按喇叭了很多次,看来大城市的人大多显得比小城市的人更加烦躁不安一些。要让一个人感受到天堂,送他去纽约吧;要让一个人感受到什么是地狱,也送他去纽约吧。纽约这个地方,对于富人就是天堂,而对于穷人来说便是地狱了。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类似于一个小监狱单间。115元的房价在曼哈顿岛上只能找到这样的住宿环境了。我在心里安慰说这总比hostel好多了。晚上我们和在citi上班的潘乐谊吃了顿意大利面。潘乐谊是一个非常聪明考试水平很高的学生,这样的风险控制工作也非常适合想有安稳工作高薪的学生。

 

6/23

这一天早上我们和一个哥大的统计学博士吃饭。这个女生非常的学术,我们在120街附近的哥大图书馆探讨了一些分类器、降维之类的统计学习问题。这个女生对学术的热情和专注是我见过的大量的美国博士所没有的,而统计也是一个刻苦钻研必能成才的专业。虽然这个女生的情商比我还有待提高,但学术圈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需要情商的地方,祝愿她成功。纽约每天45美元的停车费也让我甚是感叹这个城市的昂贵,连同为大城市的费城UBER司机都感叹纽约之昂贵。出城的时候我们又被收了8刀买路钱,直接导致我们的ezpass额度被用光。后来我们不得不闯了一个ezpass,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内我们会吃到罚单。95号高速上一路上非常的拥堵,本来3小时能开到Rhode Island的路我们整整开了4个半小时。晚上我们在New london吃了一个泰国菜,我点的鸭子饭不如锦程点的pai thai吃好。

 

6/24

这是旅程中的最后一天。我们早上去到了位于罗德岛首府Providence的Brown University。这也是一座常春藤名校,整个校园的布局中规中矩,房子排列的过于密集。我们都觉得Brown 在常春藤学校里面只能算是平平,缺乏princeton的安宁祥和,也缺乏harvard的高大上。下午我们去到了Newport的豪宅区。屋子的主人由于交不起房产税而把豪宅捐献给了州政府用作博物馆创收用。这片豪宅区的屋子大同小异,我们参观遍了票子上允许参观的5所豪宅。感觉这美国暴发户也喜欢把家具搞得穿金戴银,不停地从欧洲搬运来豪华家具和内饰来提高自身的逼格。但总是感觉这些镶金的家具显得有些画虎似猫,仅仅是形似而做不到神似罢了。我想我们中国的土豪们也可以模仿一下美国这些先富们的豪宅样式,搞一套中国版的豪宅。

总结这17天的旅程,我们开了3290英里的路,走了Massachusetts, New Hampshire, Maine, New York, Pennsylvania, Ohio, Michigan, Illinois, Indiana, Kentucky, West Virginia, Virginia, Maryland, Delaware, New Jersey, Connecticut, Rhode Island这17个州,感受到了美国州州有特色,路路有不同。实现了儿时行万里路的理想。这一万里路并不是我们坐飞机坐出来的,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了。

(转载)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正是因为美国 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以至于当前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言必 称美国已经成为了常态,对美国模式的迷信几乎无所不在。美国的教材被大批采用,美国的各种做法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学生纷纷前往美国的大 学,希望在那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家梦想。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的获奖名单就会发现,情况似乎远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以大家通常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看看其中是否存在着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如果按照总数来说,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总数如下:

美国         85

德国         25

英国          22

法国          13

苏联/俄罗斯   11

日本          10

的确,初看起来,美国优势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各个时间段的获奖人数,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一战以前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数是法国4人、德 国4人、英国2人、美国1人。显然在一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物理研究水平领先世界,英国紧随其后,美国就要弱一些了。

但是到了一战开始以后,英国多次获奖,截止二战爆发前,迅速跃升至第一。战前的物理大国法国则萎靡不振,而德国保持了势头,美国则进步神速。从一战开始以后,到二战爆发之前,获奖人数为:英国8人、德国7人、美国5人、法国2人。

等到二战爆发以后,法国的物理长期低迷,从1939到1965,长达26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美国则迅速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和苏联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二战结束以后,获奖人数为:美国79人、德国14人、英国12人、苏联/俄罗斯11人,日本10人,法国7人。可见二战以后,美国摇摇领先,而欧洲却开始 落后了。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局面呢?是否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能简单的说,美 国科学发达就是因为美国制度优越。因为科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和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科研教育制度不论再合理,如果国 家混乱不堪,局势动荡,学术研究时常遭到政治原因的干涉,也很难出现好的科研成果。而在各个主要科学强国中,只有美国因为乱离动乱中心,在百余年来维持了 长期的稳定局面,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也没有大伤元气,反而因为战争物资生产对经济的刺激,以及由于战争导致大批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为了躲避战乱涌 入美国,大赚了一笔。而其他国家又是什么情况呢?

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公认科学研究水平最高,也是现代研究型大学诞生地的德国。德国在一战和两战中两次战败,加上纳粹党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导致大批成名科学家及青年才俊纷纷外流,这一段历史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尤其是大批巴黎高师和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入伍参战,死在了战场上。大批未来的科学家死在了战场上,这对法国的科研人才储 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一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局又长期不稳,1919年有海军水兵暴动,1920年铁路大罢工,1930年又陷入经济危机,到了1934年 甚至闹出法西斯右翼组织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国会实施政变的重大政治危机,差点就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判处了死刑。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科研和教学工作当 然无法正常进行。菲尔兹奖得主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诺贝尔奖物理得主Georges  Charpak甚至在二战期间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科研和教学又如何正常进行呢?

而英国,虽然在一战中损失不大,但是二战同样也是大伤元气。英国二战以后曾经一度实施配给制,一直到1954年,英国实施的食物配给制才最终取消。试问, 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做研究呢?一直到1970年,英国的人均GDP也仅为2246美元,而美国则是5126美元,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则更大。对于科研和教 育的投入自然远远不如美国。

而俄罗斯,在帝俄时代本来就是欧洲相对最落后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经历了革命和内战,直到1922年苏联内战结束,才有比较和平的局面。但是苏 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对科研和教育又经常产生破坏作用。尤其是1934年开始的大清洗,包括Lev Shubnikov、Lev Landau在内大批优秀物理学家都被捕入狱,Lev Landau比较幸运,被捕一年以后就被释放,而另一名在低温物理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物理学家Lev Shubnikov则在被关押了8年后,死在了监狱里。Lev Shubnikov被捕时年仅36岁,介于他之前已经取得大量科研成果,尤其是对第二类超导体和反铁磁态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他能继续从事科 研,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甚至有可能创立一个和赫赫有名的Landau学派一样人才辈出的物理学派。在艰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最发达的欧洲 部分大部分都被德国占领,战争带来的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医治。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相对和平时代,受到系统严密的科研训练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在他们最年富力强 的时候,又遇到了苏联解体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崩溃,科研条件一落千丈,大批俄罗斯物理学家被迫放弃科研或者背井离乡,留下来的人,则生计窘迫,设备缺乏。 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物理学家要取得同样的成就,需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克服更多的困难。

至于日本,本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从西方引入近代科学。日本第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物理学家仁科芳雄,1918年才从大学毕业。中间 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日本物理学家在这样低的起点和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的前提下还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获奖的工作通常是若干年前做出的,考虑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科学强国的科学发展都曾经面临过各种各样的非科学因素的 干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简单考察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总数完全不足以说明各国物理方面教育和科研制度合理性。毕竟要其他国家的物理学家在时局动荡或饥寒交 迫中还要做出和美国物理学家一样的工作来,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出生在1950年以后各国经济恢复和相对和平时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人数就会发现,美国的优势就开始缩小了。

到目前为止,出生在1950年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有:

Robert B. Laughli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Eric Allin Cornell,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3岁,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毕业。

Carl Wiema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毕业。

Saul Perlmutter,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5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毕业。

Brian Schmidt,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8岁,亚利桑那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

Adam Riess,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5岁,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毕业。

Frank Wilczek,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3岁, 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Wolfgang Ketterle,德国物理学家,现年57岁,慕尼黑工业大学毕业。

Andre Geim,俄罗斯物理学家,现年56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Konstantin Novoselov,俄罗斯,现年40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天野浩,日本物理学家,现年54岁,名古屋大学毕业。

中村修二,日本物理学家,现年60岁,德岛大学毕业。

其中美国物理学家有7人、俄罗斯和日本各2人、德国1人。美国的优势明显缩小了。如果考虑到各国人口的差异,日本的表现其实完全不逊于美国,尤其是美国有 3人年龄超过60岁。如果考虑到60岁及以下的物理学家,日本恐怕更胜一筹,而美国获奖人数则变为4人,不再具有绝对多数。在60以下的诺贝尔物理学家 中,成立于1955年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和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均有两位校友获奖。在国人心目中名不见经传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 其培养的毕业生表现丝毫不逊色于能够利用资金优势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学生的MIT物理系。其实除了这两位实验物理学家以外,年轻的莫斯科物理技 术学院物理系还培养了Mikhail Shifman、Alexander Polyakov、Rashid Sunyaev、Nikita Nekrasov等当代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将来如果获奖,我想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是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样本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 果再往前算,更早出生美国的科学家能够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成长和做研究,而他们的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同行却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中或是在战后百废 待兴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这样的比较,对于其他科学强国来说,实在太不公平。实际上直到1970年,美国人均GDP为5126美元、德国人均GDP为 263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2246美元、法国人均GDP为2815美元、苏联人均GDP为1788美元、日本人均GDP为2015美元。实际上其他 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根本没有办法和财大气粗的美国相比。美国即使有优势,也说不清是因为投入多、设备先进、政治局势安定还是因为制度更优越。

相对于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数学对于物质上的要求更低,且更依赖于一个国家教学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水平和科研共同体的体制优势。在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 领域,美国科学家可以靠着本国经济优势,获得更多的经费,购买更好的仪器从而让欧洲和日本科学家直接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在数学领域,美国经济优势带来的加 成则大为减少。而且数学菲尔兹奖有个特点,就是限制年龄,只有40岁以下的数学家才能得奖,因此可以更多的反应出比较近的时代各国国家科学教育和科研系统 的效率。

如果我们打开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名单,美国一共有1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有1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苏联有9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英国有6名数 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日本有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德国有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我们注意到,美国虽然仍然有一些优势,但是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法国 人口仅为美国五分之一,菲尔兹奖得主却和美国相差无几,如果论培养和科研效率,对美国的优势可以说十分明显。

苏联虽然少于美国,但是在苏联时期得奖的数学家仅为3人、而苏联解体后反而多达6人,这和通常大家认知中,苏联时期的数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更高的感觉完全 相反。尤其我们注意到,很多水平被大家公认高于绝大多数的菲尔兹奖得主,而且很早就成名的苏联数学家并没有获得菲尔兹奖,如被公认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 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首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Israel Gelfand、本科期间即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的著名数学家Vladimir Arnold,而没有得奖的原因,常常是非学术性的。如Vladimir Arnold是因为参与写联名信支持被苏联政府迫害的数学家,被秉承苏联政府旨意的Pontryagin想办法否决掉了。事实上,当时苏联政府经常禁止一 些数学家出国。如苏联第一位荣获菲尔兹奖的数学家Sergei Novikov和第二位荣获菲尔兹奖的数学家Grigori Margulis均未被允许出国领奖。首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Israel Gelfand就是获奖多年以后才得以出国领奖。甚至像他的老师Andrey Kolmogorov这样的苏联国宝级数学家,都未被允许出国领奖。要知道Andrey Kolmogorov逝世时,苏联政府给予了和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样的国葬级待遇,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苏联最高领导人Mikhail Gorbachev、总理Nikolai Ryzhkov、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Yegor Ligachyov在内的所有苏共政治局成员。连Andrey Kolmogorov都会无法领奖,其他苏联数学家是否能够去领奖,自然对评奖委员会来说是一个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经常不被允许出国领奖,评奖委 员会也经常懒得给苏联数学家发奖,因为这样大概会省很多事。

同样人口仅为美国5分之一的英国,菲尔兹奖得主却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其效率也远高于美国。日本人口为美国40%左右,虽然论人均菲尔兹奖得主少于美国,但 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指出,存在水平被公认为远高于菲尔兹奖得主平均水平却没有得奖的大数学家,比如柏原正树。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二战前,被公认为数学水平 最高的德国,有大批优秀数学家前往美国,包括Hermann Weyl、Emmy Noether、John von Neumann、André Weil、Richard Courant这些重量级数学家,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绝大多数都到了美国。反观另外两个数学大国法国和苏联,法国全国被占领,除了年过七旬、 早已退出科研一线的Élie Cartan,在法国当时唯一能和这几位相提并论的,且在科研一线活跃的大数学家Jean Leray正在监狱里面面壁。而苏联只有一个Andrey Kolmogorov,他的学生Israel Gelfand,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美国在人力和物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表现却并不那么出色。

而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得奖数学家中,不考虑具有巴西和法国双重国籍的Artur Avila,法国数学家有4人、苏联数学家有4人,美国数学家仅1人,就算算上在本国读完大学后去美国读博士和工作的伊朗数学家Maryam Mirzakhani和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美国体系下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也不过3人。有人或许会说,俄罗斯数学家Stanislav Smirnov和Vladimir Voevodsky不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么?但是请注意,Stanislav Smirnov的导师Nikolai Makarov和Smirnov一样,是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而Vladimir Voevodsky的导师David Kazhdan和他一样,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一个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实际上这些课程比美国大学 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更加系统、深入和严格。),去一所美国大学跟一名前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等于只是他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美国而 已。尤其是美国大学数学系通常规模较小,所以很少会有两个教授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的现象,他们要讨论问题,也只能找他们的俄罗斯导师及其学生讨论。美国大 学如果想要跑去和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抢功,实在缺乏底气。2002年及以后得奖的数学家,最早也就是出生于1962年,而进入大学则差不多是 1980年以后,这个时候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5年,从欧洲前往美国工作的大批优秀科学家基本上已经退休,而美国的GDP则已经从1970年占全球的3分之 一下滑到不到四分之一,经费上的优势大大缩小,若论土生土长的美国科学家,美国在数学菲尔兹奖方面和法国和俄罗斯比起来,真是输得裤衩都不剩。

如果说只看菲尔兹奖,样本还太小,那么在数学界,被大家公认可以衡量各国数学培养和科研水平的指标中,还有一样可以作为参考的就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 人。在2014年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大会报告的美国数学家仅有2人,而法国数学家却有4人,苏联数学家也有2人。苏联解体以后,人才外流和 经济崩溃的影响已经显现,但是苏联数学家的表现仍然不逊色于美国数学家。其中做1小时报告的俄罗斯数学家Alexei Borodin是1997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跟随前莫斯科大学教授Alexandre Kirillov做博士论文。在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本人也恰好是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副博士研究生,所以我很清楚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是 怎样的情形。当时是俄罗斯经济十分困难的时代,后来获得Nobel物理奖的Ginzburg院士,工资还不如我在法国拿到的奖学金多(本人同时在法国的大 学注册,拿法国的奖学金。)。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看起来宏伟壮丽的主楼,里面看起来十分破败,我第一次去宿舍的时候,宿舍脏乱差不说,厕所里的马桶盖都 整个没有了。我们教研室的研究生大多经济窘迫,研究生奖学金少的连饭都吃不饱,有些人不得不打零工赚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教授能够坚持教学和科研、学生 能够静下心来学习数学,实在是需要非常大的决心和毅力。而经济上没有问题,可以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法国,即便不考虑人均问题,看总量,法国数学家的表现也 已经明显优于美国同行。

虽然我们不能分析更多的学科,但是综上所述,要把美国目前在科学上的优势归功于他的科研和教育体制比其他科学强国更加优越,实在是缺乏说服力。在数学领 域,法国和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系统,明显交出了比美国更好的答卷。美国的科技优势,究竟仅仅是因为乱离动乱中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政治形势 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能独善其身,同时可以发战争财,还是因为其制度合理,可以选拔和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和鼓励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让他们可以更高 效的工作,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我们必须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美国教学和科研体制,则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首先就是美国大学存在不顾师资力量,大量扩招研究生的问题。因为数学系的研究生数量较易查询,所以我们先看两所美国顶尖大学数学系的人员构成(这些数据可以参见各系主页的通信录):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一共是43人,而该系就读的博士生总数为63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5.75人(该系博 士生是四年制)。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博士生人数之比是2.73:1。

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一共是30人,而该系就读的博士生总数为8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6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875:1。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一共是71人,而该系就读的博士生总数为12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24人(该系博士生 是五年制)。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博士生人数之比是2.96:1。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欧洲顶尖大学的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是什么情况,巴黎六大和七大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组成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一共拥有终身教职教师 和研究员437人,博士生342人,平均每个年级114人。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人数与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3.83:1。(参见:http://www.federation.math.jussieu.fr/

我们在这里是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去和包括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在内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做对比。实际上数学系的博士生扩招情况远不如计算机系严重。如果去看美国大学的计算机系的情况,那我们会发现情况更加夸张。

我们没有查到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相关数据,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有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5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218人,平均每个年级43.2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27:1。

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仅有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3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138人,平均每个年级27.6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27:1。

而且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还不包括运筹学、统计和金融工程(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的数学专业则包括这些方向。),如果去看普林斯顿大学运筹学与金融工程 系,情况同样夸张,该系仅有17名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而研究生数量却多达47人,平均每个年级9.4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81:1。

非常明显,即便在统计数据中包含了博士生相对规模会更大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巴黎六大和七大相比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相对规模 仍然更小。如普林斯顿数学系的正式教职教师仅为巴黎六大和 七大的十分之一,每年毕业的博士却超过巴黎六大和七大的七分之一。可见,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博士招生人数比起美国大学受到了更好的控制。而美国的三所大学滥 招研究生则非常严重。

现在很多国家,博士多而教职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工程学科的博士,毕业以后可以进入企业就职。教职少对他们还不算是个大问题。但是 像纯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专业的博士,找不到教职则只能改行。如果一个人18岁读大学,那他博士毕业的正常年龄应该是二十六七岁。一个快30岁的人,读了那 么多年书,读的还是数学这样难读的专业,毕业时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不得不改行,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像数学专业还比较容易改行去搞金融、保险之 类的行业,但是像生物专业,改行恐怕只能去买保险。生物专业是美国大学博士培养规模无序扩大的一个典型。生物博士就业之难早已人尽皆知。许多人博士毕业以 后,博士后做了一期又一期,四十多岁还在做博士后,根本看不到拿到教职的希望。生物专业的“千老”(千年老博士后)现象,也让大批对生物研究还算有兴趣的 学生,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远离生物,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生物科学的发展。而美国教职少博士多的状态,使得美国生物学的“千老”问题更加的严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成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一文中的看法,即和美国大学的过度商业化有关。美国大学的管理者,为了使学校可以快速扩张,并且在校际竞争中取胜,想尽办法开 源节流。为了开源,四面出击想办法获取经费和捐款,为了节流,则想尽办法节约成本。出于节约成本考虑,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多的使用没有长期教职或者只有短期 合同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因为这些人的工资比有终身教职或者终身教职候选资格的教师要低得多。然后可以把省出来的钱用在一些明星教授身 上,给这些著名教授更高的薪酬或者是修建校舍和增添设备上。事实上,在一些开始盲目学习美国制度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的状况。如在德国,拥有终身 教职的学者从2005年到 2012年仅仅增加了0.04%,而与此同时的是短期合同的大学全职雇员从50%增加到了58%(参见德国Regensburg大学Björn Brembs教授的文章:http://bjoern.brembs.net/2015/01/booming-university-administrations/)。 在没有学习美国制度的法国和俄罗斯的大学里,给学生上习题课、答疑和批改作业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具有终身教职的讲师、副教授等来承担的。而在美国的大学里, 承担这些工作的清一色是在读博士,在个别学校,甚至课也让在读博士来上。在读博士们一边要完成自己的科研工作,一边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相比传统的欧 洲大学的博士,美国的博士要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教学任务过多,势必不能 集中精力于科研,严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而博士生自己也是学生,教学经验和学术水平都不高,其教学效果当然也比不上有教职的老油条们,这也必然会影响 教学质量。大学出于自己节约成本的考虑,不顾社会需要,盲目扩大博士招生数量,大批博士毕业以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纷纷转行,这种现象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 费,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非常的不合理。

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大学过度商业化的模式,导致了大学日益行政化。为了对教学与科研实施更多的控制,以及更多的和商业机构打交道,大学行政人员增多,从 而使行政部门的力量日益加强。这会对大学的学术自由产生破坏,导致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一文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也被Björn Brembs教授给出的对开始引入美国制度的德国大学的数据所证实。在有终身教职的学者几乎没有增加的同时,德国大学的在去掉图书管理员和其他技术支持人 员后,大学的非科研支撑行政人员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增长了17%,对比两组的人数,管理人员和科学家的比例从2005年的0.57上升到 2012年的0.64。

事实上,过度商业化的模式不但使短期合同教学与科研人员受到影响。连有终身教职的教授的行为也受影响。对比传统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的教学,我们会发现,在 传统的欧洲大学,基本上不存在教材,教师一律使用的是自己编写的讲义,同时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去教学。对于理工科专业,习题课上发给学生的习题和作业也是 助教们自己准备的,而不是按照某本教材或者现成的习题集。而美国的大学,大部分课程却都存在教材。很显然,相对于欧洲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即使是有终身教 职的教授,也不太愿意多花时间去动手编写讲义和准备习题。我认为这和商业化的模式下,教授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科研上,以便于获取更多的经费有关。

美国的大学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非常的小,被美国人认为是巨型大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系,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终身教职的教师也不过65人。实际上完 全是一种小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这样的状态,其实根本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因为搞一堆小数学系、小物理系,而不是集中成一个大型的数 学系或者物理系,这种做法会导致基础课重复开设,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却因为没人教或者选课人数过少而根本开不起来。基础课通常内容比较成熟,要找到参考教材 覆盖课程内容不难,所以要自学还相对简单。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则基本上只能参考一系列论文和专著,要自学就麻烦的多。这种状态必然会阻碍科研人才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小,也导致根本无法相成集中的科学学派等科学共同体。你很难找到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的教授进行交流。不同方向的教授隔行如 隔山,也很难彼此交流科研问题。每个教授基本上都出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及时而有效的科研交流。这样的局面会严重地影响科学的发展。在数学领域,法国和 俄罗斯数学的优异表现,我认为和巴黎与莫斯科是全世界数学家最集中的两个城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帮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且两国的 数学系都规模相对于美国更大,自然也有足够的力量开设更多的前沿课程,帮助学生尽快的到达学科前沿。如8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数学专业,每年开设的高级课程 多达上百门,常年举办的讨论班则多达200多个,这样的环境显然比美国的小数学系林立的局面更加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同时,因为用大批小规模系科代替少数大型系科,也使科研设备、图书、期刊等存在重复购买现象,造成了资金使用上的巨大浪费。同时有些科研设备、图书、期刊等又有可能因为用的少,而没有购买,从而影响科研的进行。这样的学科布局实际上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近年来,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都试图引入tenure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真的就合理么?据某些美式大学 的鼓吹者的说法,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在美式大学制度下,一方面大学狂招博士生,导致毕业的博士远远多于新增的教职,这使得即便是 最优秀的博士生,不做上几期博士后,都别想找到教职。另一方面,就算年轻人千辛万苦找到教职,作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教职的Assistant Professor也不是终身教职,而是在5-6年后还要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局面。假如一个人27岁博士毕业,做5年博士后,一帆风顺做了5年助理教授,拿 到终身教职也已经37岁了。这还是非常理想的局面。据说这样的制度有利于调动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但是科学研究是需要有耐心的。事实上愿意花时间从事科研 的人,就算没有外界压力,也很少有人会不努力做研究,而是吃闲饭。如果说应用科学领域,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基础科学领域,则根本看不出 这样做的合理性。在完全没有采用非升即走的tenure制度,讲师就是终身教职的法国,科学家们难道就不干活混饭吃了么?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教 职制度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典型,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只看职称和工龄。照某些人的看法,法国的科学家们应该天天吃闲饭,发不出几篇论文,一定会被 美国同行在科研水平上秒杀。但是在对资金投入要求最低的数学领域,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考虑到两国的整体科研规模,科研水平上法国数学家们反而略高一筹。同 样是采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教职制度的苏联,在科研经费能够得到保障,科研能够基本上正常进行的时代,在科学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具 有深远影响的科研成果。而在日本,在2004年推行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前,讲师和助教也是等同于终身教职的无聘期人员,日本近年来屡获诺贝尔奖, 这些科研成果实际上都是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前做出来的,相反,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后,采用了类似于tenure制度的教职制度,反而 闹出了小保方晴子事件这样的丑闻,让日本科学蒙羞。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所谓tenure制度可以在整体上刺激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科研效果这 点,实际上是缺乏实证的。

我们可以发现tenure制度其实存在着非常多的弊端。因为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对于一个30多岁有家有口的科研人员,失去教职可能就意味着全家没饭吃。 压力一大,就很容易去想一些歪招。首先,对于未成名的年轻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容易引起注意,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容易引起注意。很多人就忙于到处开 会,推销自己的科研成果,而不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埋头苦干。很多人不是努力解决科学中的基本问题,而是忙于跟风凑热门和在科学期刊上灌水。和他们的欧洲和 日本同行相比,他们自我宣传的本事可比他们搞研究的本事更好。同时,在这种心态下,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事件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通常而言,重大科研成果通常不是由年长的成名科学家做出,而多是由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而tenure制度事实上有利于年长的成名科学家,而不是有利 于年轻的科学家。这样给年轻科学家制造过高压力的做法,其实根本不利于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因为他们必须要在5-6年内拿出足够的科研成果,就样的时间限 制,就使得他们不敢去攻克比较困难的科学难题。像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在获奖时只发表了15篇论文,他如果在美国,估计早就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或者也不得不 跟大家一起搞一些短平快的题目,跟风灌水了。同时,这样的制度也不鼓励他们去开拓新方向,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准备工作。比如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得主 Sergei Novikov,他年轻时候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去学习物理,准备开展数学物理的研究,而没有发表什么论文。如果他在美国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想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干。实际上,有些重要科研成果的重要性,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有可能一开始不被理解或者存在争议,尤其 是这个成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做出,而且又很与众不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数学大师Abel,他关于群论和椭圆函数的工作在他身前根本没有得到重 视。他关于椭圆函数的工作被大家重视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关于abc猜想的证明如果被确认是正确的,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为了 避免这种情况,一个理性人的选择自然是避免争议,也不去发表大家很难理解的工作,而是跟风随大流。如果每个科学家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候都这样做,自然会导致 科学研究的平庸化,根本就不利于出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tenure制度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这种搞法,只会让年轻人害怕科研,从而导致优秀人才不敢从事科研。除非这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跑过来当炮灰,否则,这个国家的科研队伍的长远发展绝对堪忧,因为优秀的年轻人只会大批的逃离科研。

美式大学的鼓吹者经常说美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好、学生水平高。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能不否认,美国大学的管理者还是很重视教学的,因为和依赖于政府拨款的欧洲大学不同,美国的大学运转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社会捐款基金,只有重视教学,才能让更多的校友取得成功,从而获取更多的捐款。于是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学校为了提高毕业生水平想出了各种办法。除了四处出击拿出高额奖学金抢夺优质生源以外,美国大学的管理者自然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提高教学质量,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估。那么美国大学是怎样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估的呢?办法就是对学生进行匿名调查,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此外美国大学的课程大部分是选修,不像欧洲的大学,基础课绝大多数都是必修课。管理者认为,如果学生给的评价差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没人去选他的课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于是教师为了讨好学生,根本不敢像传统的欧洲大学一样对学生严格要求,生怕被学生打低分或者不去选他的课。

美国人认为是很难很严的课,实际上既不难,也不严。比如很多在美国学数学的学生都听说过哈佛大学数学系的Math55这门课。哈佛大学数学系的主页上说(参见:http://www.math.harvard.edu/pamphlets/freshmenguide.html),这门课是美国最难的本科数学课,需要每周花24-60小时去做作业,而且要学过一年大学水平数学的尖子生才适合。而哈佛大学一份校报(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06/12/6/burden-of-proof-at-1002-am/)则说这门课的作业加上每周3小时的上课和1小时的习题课,基本上相当于在干一份全职工作。而且这门课让哈佛大学的学生畏惧不已。有人回忆说,第一天上课还有51人,两周以后就只剩23人。听起来让人很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看这门课实际的教学内容和作业,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有Noam Elkies讲授这门课的课程主页:

http://www.math.harvard.edu/~elkies/M55a.10/

http://www.math.harvard.edu/~elkies/M55b.10/

如果这样习题还需要一周24-60小时,我只能说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实在太差了。这样的课程如果能算是美国最难的本科生数学课程,美国的数学教育水平实在太悲剧了。卓里奇的数学分析上面,要找这样难度的习题一抓一大把。如果这都需要像干全职工作一样,让他们去莫斯科大学估计全年不需要睡觉了。如果按这个速度做题,让他们去考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恐怕得把考试时间从6小时或4小时延长到两星期。

这里没有找到他们的考题,所以无从判断他们考试是否严格,但是同为美国顶尖数学系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本科生的复分析期末考试,考题全部来自他们的教材,也就是Stein的复分析上面的习题,好笑的是,居然还是开卷考试。这和给学生送分也没有什么两样。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如此,普通的美国大学则更加严重。所以美国大学的学生成绩都出现了所谓的Grade inflation,也就是分数膨胀现象。在Henry Rosovsky和Matthew Hartley撰写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报告“Evaluation and the Academy: Are We Doing the Right Thing? Grade Inflation and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参见:https://www.amacad.org/multimedia/pdfs/publications/researchpapersmonographs/Evaluation_and_the_Academy.pdf)中,他们指出从1960-1974,他们调查的180所学校,平均GPA增加了0.432。而通过对49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获得A-及以上成绩的比例从1969年的7%增加到1993年的26%。在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所有成绩中,有30.7%是A,而到了1992年,则增加到了42.5%,同时,只有11.6%是低于B。而根据Ross Douthat的Privilege: Harvard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Ruling Class一书,到了2000年,哈佛一半的学生成绩都是A。以下这张图来自经济学人(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4/08/economics-university-grading),反映了美国部分名校分数膨胀的趋势。

那么是不是因为美国学生的水平提高了,所以成绩才增加了呢?Henry Rosovsky和Matthew Hartley的报告在研究了全美学生的SAT成绩等统计数据以后,认为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因为学力低下,被大学要求参加补习,参加补习的学生从1990年到1995年增加了39%,而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项对大学教授的调查,只有25%的教授觉得他们教的学生在学术上有足够的准备。同时有Jean Filetti的“Grades and Ranking: When Tenure Affects Assessment”一文(参见:http://pareonline.net/getvn.asp?v=15&n=14)给出的统计则显示,相对于有终身教职的教师,只有tenure track的教师明显更喜欢给高分。也就是说,美国的tenure制度加剧了分数膨胀现象。这种现象并不让人意外。首先,只有tenure track的教师为了得到较好的学生评价,避免对自己取得终身教职产生不良影响,并不愿意得罪学生。其次,只有tenure track的教师,能不能在这个大学长期待下去,是需要打个问号的,所以他们心里面常常把自己当成这所大学的局外人,行为自然会短期化,不会有长远的考虑,自然对于学术标准的坚持程度远不及那些有终身教职的教师,因为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事实上,美国大学的这些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坚守学术标准,认真教学,严格要求的教师越来越少,而给分宽松,教学简单的教师则越来越多。这种状态必然导致大学的教学质量严重下滑,根本上危害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分数膨胀也使优秀学生难以脱颖而出,研究生院和雇主根本搞不清那些学生更优秀,对分数失去信任。于是只好靠推荐信、出身学校、排名之类的东西来选择学生,结果导致拥有良好的社会网络的学生跟容易被看中,学生学得好,不如关系好,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比如对于研究生院的录取,既然学校的成绩无法区分出谁是更好的学生。那只能靠推荐信,或者看学生毕业的学校,或者看学生发表的论文。可是推荐信这种东西,完全取决于写信人和被写信人的关系,能拿到好的推荐信的,未必是程度最好的学生,而可能是最会拉关系、走门路的学生。这种做法,本质上和汉代的“举孝廉”差不多,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看学生毕业的学校来决定是否录取,也是十分不合理的行为。谁都知道好学校也有可能有很差的学生,很差的学生,也不见得没有出类拔萃的学生。尤其在美国的制度下,看学校出身更加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因为美国各级学校都不存在入学考试这种东西,而是采用审核学生学习档案来决定是否接受申请,在这种录取办法下,来自比较差的学校的学生自然会吃很大的亏,根本不能实现唯才是举。而在美国,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小学阶段,不同的学校的差距也是相当大的。对于公立学校,好学区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就高,所以周围富人就会更多,房价自然也会更好。对于私立学校,自然是有钱人的子弟才交得起学费。这样一来,势必会导致普通家庭的子弟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很难靠自己的努力去扭转局面。能否进入名校,则越来越多的不取决于个人的才能,而且靠拼爹,这样做则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间上升通道的阻断。而看论文来决定是否录取,这种做法同样存在问题。且不说较差的大学的本科生很难有这种条件,就算是名校的本科生,能够得到足够的指导和具备一定的科研环境。但是本科生的程度真的足以发表论文么?对于实验科学,本人不敢多说。但是对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专业的学科,按照美国学生的程度,有几个学生有能力做出足以发表的论文?德国Bonn大学数学系教授Peter Scholze这样读了五年大学就拿到博士学位,博士毕业直接被聘为德国数学第一的Bonn大学最高级别的W3教授,而且博士毕业两年后就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邀请报告的人,他发表第一篇论文也是进大学四年以后。于是大部分论文实际上只能是教授把东西做的差不多,然后让本科生来结个尾,最后就变成了教授给学生送结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大概是为了鼓励本科生发表论文,于是资助了各种REU项目(Research Experiences for Undergraduates),但是至少在数学领域,这种搞法已经变成了大面积资助教授给学生送论文的项目。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并不反对本科生尽早参与科研,相反,本人十分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本科生科研搞成了教授给学生送论文,这样的本科生科研,意义何在?俄罗斯的顶尖大学,传统上也是鼓励学生尽早参加科研。通常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每个学生在大二结束前都要选择导师,然后从大三开始在导师指导下开始参与科研活动,比如参加讨论班、参加实验室工作等,同时从大三到大五都有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要求。事实上,也的确有出现过不少本科生做出了重要的科研成果的例子。在著名的Hilbert的23个数学问题中,就有两个是被俄罗斯的本科生解决的。分别是莫斯科大学的Vladimir Arnold,他解决了Hilbert第13问题,以及圣彼得堡大学的Yuri Matiyasevich,他解决了Hilbert第10问题。这两位也都在本科期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了邀请报告。但是这些科研活动都是在教学计划要求下有计划的进行的,而不是试图搞大跃进,以发表为目的,最后演变成教授给学生送论文。这种教授向学生送论文的所谓本科生科研,根本不能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也无法用来分辨学生是否具有科学研究的潜力,靠这个来录取学生,其实比靠抽签来决定录取也不见得可靠到那里去。

分数膨胀现象也让美国大学生对自己产生误判,明明没有学好,却自己以为学好了。他们也就不再花时间吃透基本理论,加强基本功。学习积极性高的学生,则开始拼命向前学。很多人高级的东西学了一堆,但是却搞不能灵活运用最基本的课程。有人或许会说,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很好,他们到了研究生阶段,也会把基础补上来。那么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如何呢?实际上,美国的研究生课程除了博士生资格考试的科目以外,其他研究生课基本上都不存在考试。而美国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范围,充其量相当于苏联大学五年制本科基础必修课或者法国大学M1课程的范围。而相当于苏联大学五年制本科专门化课程或者法国大学M2课程的范围的研究生高级课程,如数学专业的代数几何、物理专业的弦理论都是没有考试的,教学的严格程度远不及同级别的苏联大学的五年制本科和同级别法国大学的M2。在这样的教学制度下,除了资格考试相关的几门课,美国学生的程度如何,必须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也许有人会认为,给学生一个较高的分数会给学生更多的信心,不过过分的打击他们。然而这样做对于学生真的好么?美国大学分数膨胀现象导致学生的程度低下,不合格的学生根本不会被淘汰。在欧洲,法国的大学,大一的学生平均只有42%可以升入大二。德国Bonn大学数学系,今年大三的这批学生,入学时有500人,两年就淘汰了400余人。如果美国大学的教授想像他的欧洲同行一样做,搞不好会卷铺盖走人。于是大批不合格的本科生就带着很高的GPA走出了校门,但是却什么都不会。对于理工科专业,从业的标准不是可以随意降低的。不管他们是就业还是继续读研,这样的本科生,很快就会吃到苦头。尤其是准备攻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他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为读研究生做好准备,只能转行。有些人甚至到了博士毕业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试问,究竟是严格要求,在低年级就把不合格学生淘汰掉,让他们另谋高就比较人道,还是等到他们快30了,才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不合格学生,必须要改行比较人道?我想答案是显然的。

或许有美国大学的崇拜者质疑,说美国的大学生程度既然如此差,为什么还有不少美国科学家能够在科学领域做出不错的成绩?首先,现在我们熟知的美国科学家,他们求学的时代是几十年前,而不是现在,他们的成功并不能用来证明现在美国大学的种种做法是合理的。在上个世纪,美国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美国大学对学生的要求绝不会像今天这么低。50年代的哈佛大学可不像今天的哈佛大学,大部分人都是A,当时的平均成绩也就是C。其次,少数美国高材生,未必是美国学校教育的结果。比如很多人会想到的前几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那个在Annals of Mathematics上面发表论文的本科生John Pardon。他父亲是Duke大学数学系的正教授。我看与其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培养出来的,不如说他是他爸培养出来的。可是对于出生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你爸是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么?

事实上,盲目崇拜美国的科研和教育制度,照搬照抄美国,已经在不少国家的教育和科研领域制造了很多的问题。除了前面说的引入tenure制度导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危害学术自由,影响科研和教学质量以外,传统上中小学教育严格规范的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学习美国搞所谓的“轻松教育”、“素质教育”,也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国家竞争力,如李远哲在台湾推行的所谓教改,就造成台湾学生素质的严重下滑。日本仿效美国搞所谓“轻松教育”已经使日本新一代学生的程度出现了下滑,同时家长害怕学生程度太差,与此同时,学生课外时间又比较多。于是有财力的家长,纷纷给学生报补习班,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同时也造成了不合理的两极分化,因为这样一来,学生家里如果没钱去报补习班,自然会比有钱报补习班的学生吃亏。最后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并不是学生的天赋和努力程度,而是家里有没有钱,实质上是大家一起来拼爹。这种盲目崇拜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心理如果蔓延,只会让更多国家走上模仿美国的死路,从而摧毁这些国家的科学和教育基础,拖累世界科学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得到有效的警惕。

 

鼓励大学生创业必须有制度保证

 

 

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不同场合提出鼓励大学生创业。这是一项很有效的举措,帮助大量的大学生真实认识社会,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同时积累人生经验。最后无论成功与否,都能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这一切的基础必须是要建立一套更加有效地对创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之上。在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绝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适合创业的。若是大学生盲目地踏入商海,不顾及自身的家庭环境或者是外部资源,大部分的大学生创业者将会迎来失败。当然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之后没有机会重新站起来。这一点上,美国对于创业者失败的保护机制很值得目前的中国政府学习。由于创业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同时成功的创业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外部性,政府有必要通过给失败者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来鼓励这种增加社会潜在正外部性的行为。可行的做法是建立个人破产法,在创业失败的时候允许个人破产,真正实现个人的有限责任而不是连带的无限赔付责任。在中国,我们看见听见了大量创业失败被追债终身的故事,很多以前的老板终身出门都会被跟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追债追到天涯海角的理念显然是不符合有限责任这个最基本的商业制度的。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创业失败了几年之后又重新是一条好汉,保证创业失败者基本的体面的生活,不至于贷款也贷不到,亲戚也见不着,老婆也找不到,出门被人尾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有效鼓励创业行为。而若是仅仅鼓励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大多数人放任不管任其自身自灭,创业失败后的巨大代价将会阻碍那些跃跃欲试很有想法又很有能力的年轻人。对弱者的保护才是对社会整体的激励。每个潜在的创业者都有可能因为种种因素甚至是运气成为未来的创业失败者,若是没有有效的创业失败保护机制、个人破产机制、有限责任机制的落到实处,盲目鼓励全民创业会带来很多代价。创业失败者走投无路带来的社会负效应未必不会小于创业成功者带来的社会正效应。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让东方沃土成为鼓励创业、保护宽容失败的乐园,真正让社会给年轻人拥有“从零开始打败你”的社会上升通道。

 

德国车和日本车的不同企业文化

 

 

德系车和日系车目前在世界上普遍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日系车来说,北美市场和日本本土市场是其最重要的领地;而对于德系车来说,欧洲市场和中国大陆市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地盘。

 

日本人的企业讲究的是销售文化。Sales和HR在公司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主导作用,而工程师的话语权相对比较薄弱。日本人追求的是造出客户喜欢和客户想要的车;而在德国的企业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工程师。德国大众的历任一把手大多出身于基层工程师。这和日系车厂的战略不尽相同,德国人追求的是造出工程师理想中的好车而不是一味满足客户需求的车。

 

这也就导致了德系车辆和日系车辆在驾驶体验和保养性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德国车往往小故障小毛病比较多,这恰恰是因为德国人喜欢把新技术第一个投放到市场上,从而导致某一些零部件的可靠性不佳。而日本车厂精益求精,基本上对于新技术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只用经过时间和市场检验的可靠技术。给用户的感觉就是日系车辆的可靠性比德系车优秀。但新技术新理念却和大部分的日系车无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德系车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正外部性。德系车用自己的大胆创新和相对低可靠性换得了市场对新技术的检验和改进,而改进后的新技术却被整个市场所采纳。日本人可以借鉴德系车的经验教训,直接采纳久经市场考验的技术却只付出了很小的试错代价。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来说,日本人给德国人交试错补偿费也是理所应当的。

 

用户至上是日本人的理念;而德国人的理念却是工程师和技术至上。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在世界不同角落都有很大的市场。日本人彬彬有礼细致入微的用户体验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却在另一方面不能有效地激励创新,创新主导人员的社会地位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德国人对科技和完美的极致追求保证了工程师在企业内的地位,极大程度地激励创新,却有时候因为过度创新或者不合时宜的创新而跟不上时代节奏被市场淘汰。两种企业文化各有优点。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才是未来的企业主导方向,尚未可知。

 

而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对创新的保护机制尚不完善,新兴技术的复制剽窃成本很低,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处罚力度严重不足。我很难看好工程师主导的企业文化在中国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很多工程师主导的企业在很多时候更不上瞬息万变的中国市场需求节奏,也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各式各样的偷窃行为。而如马云这样Sales主导型的企业,往往在中国就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当然,里面的员工工作压力很大,996的工作制损害的其实是未来中国的长远利益。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和员工工会保护力度得不到长久的保证,等待员工的很可能是日复一日的加班和压榨,这会从长期损害中国的代际经济结构,不能鼓励真正有效的创新和实现对创新的有效保护,健康成本和下一代的教育缺位也是996工作制下不能不忽视的给长期经济带来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