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友曾经问我，这农民工为什么偏要一窝蜂挤春运高峰，发疯一样地回老家过年。他们总可以把父母亲人接到大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来过年，这时候大城市又空又悠闲，生活条件也比他们老家好。他们是蠢了、笨了还是疯了？偏要挤在这过年大家都过节的高峰，回老家和家人团聚。

       这样的观点，我初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同样的问题我抛给了另外一个室友，他的答案却让我茅塞顿开：他们眼中的世界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条件好一点的农民工在城里住着活动板房，吃着简易快餐或者盒饭；差一点的就干脆挤一条大通铺，就着榨菜萝卜干打发些方便面，仅仅是为了每个月能多给家里寄一点钱，维持孩子的学费和老家父母的生活补贴。有时他们为了省两块钱公交费都会走上许多里啃啃哇哇高低不平的路，有时为了在这物价飞涨的年头节约生活成本把破旧的衣服补了又补、穿了又穿，在过年春运之前为省路费不惜买坐票甚至站票。我们何尝不知道在火车上站上几十小时回家是多么大的一种煎熬。他们，又怎么舍得定个七八张来回大城市的火车票，在北上广定三两间房，在城市里下几顿馆子哪？

       美好的愿景，远看好似一朵艳丽的花朵，凑近一瞧才发现现实是多么的不堪。农民工，这些为中国建设付出了最多汗水和辛勤的群体，得到的仅仅是堪称简陋的衣食住行条件。甚至有时候，他们在工地上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换来的仅仅是一天三顿的简朴盒饭还有住宿，甚至让他们换一部新一点的手机都不舍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廉价的劳动力么？甚至有农民工羡慕甚至略带嫉妒的说，某个农民工兄弟就因为和老板有点关系，居然可以晚上睡在用餐桌拼起来的铺子上，这不公平，因为他们自己只能窝在厨房里抱团睡觉。

       无论我们的想法看上去多么美好，面对这么严峻的现实，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显得那么教条的观点。很多人给铁道部提意见，如何如何才能缓解春运高峰的压力，如何如何布局时刻和铁路网才能让农民工买的到按时回家过年的票。面对这些风尘露宿仅仅是渴望过年和家人团聚一次的庞大群体，几乎所有的意见都是苍白无力的。在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下，无论我们造多少条铁路，把火车排班设计的多么合理，都无法解决春节期间以十亿计数的农民工回乡需求。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同样的，当我们提出五一十一期间各个旅游景点爆棚，需要采用每年固定天数的带薪休假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无数的农民工还在为每月按时领到工资而发愁，为包工头无止境的加班而担忧，为没有时间带父母相亲进城看一看世界而失落。也许，五一十一这种强制性的休假政策能给他们繁重的工作带来一丝喘息的机会，而飘在天上的带薪休假到最后一定会演化为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我们学习西方的本科招生制度扩大自主招生比例的时候，我们似乎忽视了这个制度在中国人，这群世界上最崇拜权力、最希望教育好子女、又最能投机取巧的群体身上所必然带来的极大的不公平。

       明白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是我们永恒的学习目标。照搬外国的经验，在中国容易闹出笑话来。因为我们的世界，终究和外国人不一样。就算国外的月亮是圆的，在中国人眼里也有着不同一般的千里共婵娟。当我们坐上火车，请不要对衣衫褴褛坐在过道里的农民工兄弟投以轻蔑的目光，因为我们的城市是他们付出了辛勤才换来的。而他们，却没有获得他们那份应得的收入和尊重。对富人，去太空才是他们的游乐世界；对中产，出几次国已经是极大的欢乐；而对于农民工朋友，一亩地加一间房，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他们的天堂。

我是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人，到美国时常被带着共产主义的有色眼镜看待。曾经有一次，我专门跑到另外一个校区去旁听一节课，就被一个白人老头带着有色眼镜说：Who can speak Chinese? Get him out. 我知道这时我争辩也是没有用的，这时在美国的土地上，就算闹也闹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毕竟美国还是白人的社会。想当年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方能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就闹，不会忍，那一定是死的最快的。

金庸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中国古代王朝，比如明清，寿命长达接近三百年，靠的不是他的制度架构上的优越性，而是他的极端残酷性。当然，这个制度不能太残暴了，比如说秦隋，不是拉人修长城就是挖运河征高丽，搞得这两个朝代二世而亡。残暴得合适了，王朝的寿命就会被拉得很长。当然，换个角度看问题，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给以后的王朝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便利，使得南北交通更加便捷，长城也能暂时缓冲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这两个二世而亡的朝代都为之后汉唐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几千年来中国的人性是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不是说九零后、零零后就成为新新人类的。恰恰相反，我们的身上有着太多中华民族给我们留下的历史痕迹了。在我们这样的年龄，西方的文化已经不可能改变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了。我看到人人上有太多的转发政治历史的文章，其实在美国几乎没什么人关心这些问题。也许是中国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亦或是将来，都中了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的毒太深了。把握住中国的人性，真正聪明的人就会选择隐忍不发，最后一击制胜，把前辈子所有的冤屈一股脑的倾泻到加害者头上。于是，诸如满门抄斩、凌迟、灭九族这样的酷刑就被发明出来了。皇帝还会出于维护皇族血脉纯粹性的角度考虑，发明出了太监这样不男不女的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看中国人是野蛮物种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在旁听课上受到的冤屈，比起中国几千年文明给世人的感觉来说，似乎也是一件不是特别奇怪的事情。当然，我不是为我自己感到活该，我是为了这个惨痛的民族感到惋惜。我们给美国人的印象，就好比黑人给老美的印象一样，都是几百年来各种因素慢慢沉淀下来的。被压迫得无以复加的中国来到北美土地上，被白人压迫得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走亦悲，留更悲，中国人似乎几千年就是一个与悲为伍的民族。这种历史悲剧感，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责任。这就好比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若是不比富人家的孩子更善于反思，基本上就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人性的相似性，使得中国当代格局和古代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人摆脱了蒙昧，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凭着勇气不那么得过且过了。很多国人才华卓越，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浸了几年，就会磨掉所有的理想和棱角，变得泯然众人了。明明知道人在晚上10点后的工作是无效率的，大家还要在咨询公司里待到半夜1点2点才下班。因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好意思早下班。当然，如果你强制咨询公司每天6点下班，这些名校出身的精英们会把任务做的同样出色。但，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不下班，好吧，那我也不好意思下班。小小的囚徒困境，在中国的小小办公室里天天上演。学术圈似乎也是这个情况，好吧，你搞个回归，我也搞个回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明知道（或者不知道）这些个回归背后就是个荒唐逻辑，还会大言不惭继续讲这一个动人的故事。相反的，这些精英绝不可能大惭不言。因为对AP来说，不言，就要饿死了。言了，问心有愧，那愧就愧吧。在中国，如果一个计量研究能够碰巧做对一个结论，那一定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叠加一大串错误的因素，碰巧蒙着的。真正的社会，实在是太复杂了。如果说物理学现在已经前进到二十一世纪的超弦理论和等离子物理领域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才进入到18世纪。我们的逻辑还是太不严密了。中国最优秀的黑格尔研究学者之一贺麟先生晚年曾经说：老实说，黑格尔我是没搞懂。只有他这样真正进去的人才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如今社会上敢于承认自己无知的人太少了。

随便找一些人问问：计量你懂么？懂！宏观你懂么？懂！说老实话，宏观学下来，我不觉得世界上有几个人是懂宏观的，因为这学问太精深太复杂，看破红尘尚且不易，看破世界芸芸众生的规律那该是一种什么样境界的人才能达到的。大量的宏观“大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指手画脚。但，目前最好的宏观工具对未来的预见都是苍白无力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目前的宏观工具是有限的、有误导性的甚至是荒谬的。

当然，用一种渺小和无知的态度，理性客观地去看待无知和未知，才不会在一生中仅仅用来制造一些来升官发财的垃圾文章来。当我们回首往事，才不会因为蹉跎年华而感慨万千。

二十一世纪以前，美国东海岸飞往中国都需要沿着北太平洋海岸线飞行。面对北太平洋强烈的西风，所有在美的华人不得不花费十七八小时才能从美国东海岸回国中国。随着GPS技术的普及，人类终于可以自由地翱翔在北极上空，经由北冰洋从北美大陆回到中国。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技术进步啊！

来美国前，我单纯地以为全美三大航线公司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好的航空公司。哪知来了美国之后，我才知道美国的这是三家航空公司比中国的三家主流航空公司更差，比中国地地道道的国企更有国有企业的味道。我曾经满心欢喜地坐上美国东海岸飞往西海岸的航班期待填报熬了一通宵的肚子，等了五六个小时直到下飞机才知道这个航班上是没有任何餐食服务的。习惯了中国国内三个小时航班就有餐食服务的我们，不得不在登上从美国西海岸往回飞的航班之前，带足干粮，忍受着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圣诞节连一颗糖都不发的糟糕透顶服务，在美联航的飞机上度过了我们来到美国之后第一个圣诞节。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主流的航空公司评级中，美国的主流航空公司（除了廉价航空Jetblue）都只有三星评级。这和美国的世界第一航空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不相吻合的。我感受到了美国三大航空公司比中国春秋更“朴素”的服务：从航班取消的漠不关心、若无其事，到飞机上非常糟糕的空中服务和不存在的餐食，我最真切地感受到服务还是亚洲人做的最好。实际上世界上的所有7家五星级航空公司都是来自亚洲。亚洲人对于人性细致的把握和体贴实在是欧美这些民族所无法比拟的。说句开玩笑的话，亚洲人对人性最深处的洞察和体悟是情感尚未完全发育好的北美野牛所无法理解的。来自北大的同学们踏上北美土地后就感受到，即使是在世界最高学府的哈佛大学，学生都缺乏一种北大燕园学子胸中的心怀天下和兼容并包。实际上我们从中华文明的几千年辉煌中已经感受到无数的文明已经被中华文明所征服，这样的气质是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都不可比拟的。有的人批判中华文明种的种种残酷性和劣根性，但当我们更加细致地去阅读历史，我们就会发觉西方文明的过去也是异常的残酷和决绝。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拓展，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一定能更好地融入到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中。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北冰洋航线不仅仅是人类科技的进步的体现，也同样是世界制度趋同和隔阂降低的写照。在苏联解体以前，苏联的领空还是一片禁飞区，大韩航空甚至因为两次误入苏联领空被击落，酿成重大误会和悲剧。随着俄罗斯逐渐解除北极和西伯利亚的禁飞规定，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千多公里。距离近了，心就更近。有人问过星云大师台湾问题最后如何解决，他的回答是两岸互通，通了最后也就通了。

我在出国前，固执地认为中国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依然执行着命令经济的实质，这种制度是无效率的。但当我看见经过市场化运作的美国主流航空公司最后合并为三家之后，我感到中国民航总局在二十年前用行政命令方式把中国航空公司分成三个集团的睿智，也对自己之前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你可以说这是运气，这是蒙的。但这蒙出来的三家中国航空公司却比美国三家航空公司有更好的飞航安全记录，更好的地勤服务和更可口的航空饭食。当国人在面对中国国内航班耽误打砸抢索要赔偿的同时，同样的一群国人在美国面对同样的航班延误却选择了在机场睡地板或者椅子熬一晚。我们的这种宁与外人，不予家奴的心态体现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的经历，不到美国来感受一下，真是不明白的。这样的对比，也许会让某一些批判苍白无力。

当我们飞跃北冰洋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地说，东亚人的勤劳勇敢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架构，绝对不是什么劣等文化，也绝对不可能被英美文明征服。因为谁灭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当西方人放下导弹拿起书本时，他们会感到历史深处的无比自卑。当只能泡吧419的西方人走进中国的大街小巷，感受淘宝、八大菜系、桌游和朋友间的饭局后，他们也只能感叹自己的生活是多么无趣了。很可惜，大部分的美国人没有来过中国，甚至不知道上海，又怎么能批判东方文化的民族劣根性呢？当美国人批判中国独裁，批评新加坡实现的是“伪民主”、“真独裁”，但当我看到新加坡洁净的天空、干净的街道、健康的食品、快乐的儿童、满街的鲜花和雕塑、从组屋走出来的幸福市民们时，我对于这些对东方文明的批评很难苟同。

这是我以前做固定收益中的一些心得，如今在FRM考试中重现，倍感亲切。我自己重复了前人的发现，并且获得了实在的金钱收益，这东西是肯定不会忘记了。

骑乘效应：在债券持有期间,一只债券的剩余期限也会逐渐变短,其收益率沿着收益率曲线下滑而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就被称为骑乘效应。

简单说：假设当前一级市场3个月，6个月、1年期央票收益率分别为：3.4%，3.7%和4.06%，则3M与6M之间利差为0.3%，1Y和6M利差为0.36%。

那么对于需要投资3M的投资者甲来说，可以先买入6个月央票然后在3个月后卖出；同样，需要投资6M央票的投资者乙，也可以先买入1Y的然后6M后卖出。

对于甲来说，采取骑乘策略的盈亏平衡点是3个月后3M央票上涨0.6至4%（这个可以计算出来），当3个月后3M央票利率高于4%时，骑乘策略失败并产生亏损，但3个月后3M央票收益低于4%或者没有变化时，通过骑乘策略3个月持有期年化收益率将达到4%

大三下，我每周五都会去复旦大学，主要是为了听下午的随机过程课，顺带听了几节上午张汝伦教授的德国古典哲学。

张汝伦上课，整个教室一定爆满，有很多旁听的、外校的甚至社会人士坐进复旦的课堂，听张汝伦荡气回肠的哲学课。这位经历过文革，毕业于复旦和世界第一哲学系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家，以他学贯中西的学识，在一个半小时内的时间内为他的学生和旁听者讲述他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意识形态极深刻的思考。他对旁听者有着极其宽容的态度，对迟到者却毫不留情，颇有德国人的气质。大伙儿无论坐着还是站着，无论是在座位上还是走道间，都聚精会神地聆听这位老者对许多社会现象和观念毫不留情的批判和自己的不同于社会主流的见解。

张汝伦很凶，但凶的让人舒服。如今听我自己录下的当年张汝伦的上课录音，不能不说有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顿感经历了两年多的洗礼，我才能理解很多两年前张汝伦的很多话。敢向上天言真理，方知海内有孤忠。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西方经典教科书中无法想象的一群团体：他们可能没读过书，却更懂得怎样能有效地让公司获得更大的增长率；他们也许身家上百亿，却有很多不知道如何自己去花钱享福，依然忙碌地每周工作七天，为周遭的大大小小忙碌不停。他们爬冰卧雪，睡过地铺，插过秧，在不平等的压抑环境中生存了十年，顶着事业甚至是性命的风险往政府机关要条子要权利要空间。这特殊的文革加上改革开放的环境，造就了这一群最不简单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他们应该是改革开放后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一群人，用最大的努力解决了中国最多的就业问题，贡献了大量的税收，开发了大量的市场。他们是一群带着镣铐也能把舞跳的很好的人。

曾经我很单纯地认为，技术牛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智商能够解决一切世界上的事。可是当我自己越过这样的光环，发现身边都是哈佛、剑桥的同学，我意识到人不仅仅只有通过文凭才能证明这一点。小时候心高气傲，欲与天公试比高，在上课的时候经常挑战老师的讲课。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曾经屡次打断老师的讲课，甚至蔑视教历史的老师的历史知识，瞧不起教政治老师的政治眼光。当我多读了这么多年书，才能真真切切认识到，越在高位的人越是谦虚好学。若是动不动就是怎么怎么牛的人，必然他的眼界和认识在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当我看见柳传志坐在讲台上耐心地给北大的技术天才解释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差异，不厌其烦地解释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技术男眼中世界的差异时，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缺少的上一代人的社会磨砺。久经沙场的教父级的柳传志可以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人非常宝贵的经验，年轻人却在不断反驳柳传志的观点甚至打断，总是把但是挂在嘴边。也许我们的年轻人还是太不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了。

诚然可以说文革的十年浪费了很多宝贵学子的青春，但如今最优秀的企业家都是那个年代磨砺出来的精英。在困苦中他们上了目前的博士硕士所没有的人生课，对于社会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这一课，是我们在学校里的读书人缺乏的，也是我们走向社会后一定会补上的。

在我周围的人中，有在各种比赛中的优胜者和优胜者中的优胜者，有各类常春藤学校中的佼佼者，有大量的智商极其优秀的人。他们在中国的一次又一次选拔考试中取得了优胜，这并不代表他们会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拔得头筹。今年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生甚至连上海交大的教职都无法找到。这样残酷地事实一再告诫我，我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最优秀的朋友，在本科毕业后放弃了保研，加入了创业团队。当我从他口中了解到一个MIT出来的博士后在专业知识上甚至会被交大出来的本科生超越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震撼。也许再过十年常春藤的博士的大量失业不会再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稀松平常。我们也不能把光环挂在头上，踏踏实实做事。在信息高速沟通的今天，能力而不是学历才是在人生路上最重要的成功因素。这里的能力不仅仅指的是学术能力，而是做人做事的能力。

也许我们会发现我们博士毕业挂着光环，周围人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但我们并不气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去读书，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光环去读书。在读完万卷书的同时，我们也要行万里路，看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风景，方知自己在万物中的渺小。

几曾何时，大学生外号是天之骄子。十年后，MIT的博士也不能被称为天之骄子了。这样的一个光环仅仅只能证明你在智商这一块上展现出了三西格玛以外的素养，还不能证明整个人有超越三西格玛之外的东西。当柳传志意识到也许研究仅能换来加个职称升个职位的时候，他毅然放弃了堪比教授的头衔，打起地铺，被周遭的骗子骗上一番，用二十年的努力和机遇把自己原本只能永远呆在实验室的成果放到了千万家人的办公桌上。这是最大的成功。当我们在追求AER/JPE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这种东西似乎成为另外一个托付GRE考试，我们要思考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当我欣喜地听闻今年交大ACM班下一届的学子已经把斯坦佛、MIT、CMU、伯克利这计算机世界四大名校占据的时候。我真诚地送一句人生路上一路好！当我走遍美东美西，发现哈佛的博士在学术上不如中国的博士时，我只能说我们不能永远怀着一切西方好的心态，仰视一个权威或者一套真理，而要理性分析一个事物的两面性，认识到西方和东方的优缺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已经逐渐感受中国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到美国的这一套框架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的现状。我们要拥有一个理性的大脑，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轻蔑或者趴在地上的狂热崇拜。

走在路上，方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叫的最凶的，肯定不是最厉害的。也许今天爬的越高，明天就跌的越惨。我难以想象一个天之骄子的哈佛经济学博士似乎要饿肚子的情景。以此为戒，戒骄戒躁，谨记谨记。况且我们才刚起步，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值得傲。

匪夷所思的计生政策

梁建章

匪夷所思之一：世界上所有国家在生育率下降到1.5以后，都会鼓励生育。我们竟然还在限制生育。

所有这些低生育率国家都非常担忧，少子化引起的劳动力减少、社会抚养成本上升、政府财政恶化、经济萧条、创新乏力等等问题。所以这些低生育率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出各种政策要把生育率恢复到2.0。这里包括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的韩国、日本，也包括人口密度和中国差不多的欧洲国家。中国10年前生育率就已经降到1.5，不知中国政府这10年在想什么。

匪夷所思之二：当10岁的人口比20岁人口少30%，我们还嫌年轻人口减少得不够快。

几乎所有人口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便要减少人口，每一代人减少10-20%是可以接受的上限。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经历如此之快的结构变化，后果不可预测，风险极高。

匪夷所思之三：当所有华人社会如新加坡、香港、台湾等都是世界上生育率不到1.0（每代人口减半），中国城市人的生育率全世界最低时，还不担心将来生育率太低。

华人是世界上最不愿意生小孩的，这是因为华人尤其重视小孩的教育，所谓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海外华人的生育率低于当地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中国的城市人口的生育率已经是世界最低。最近放开双独生二胎后，双独夫妇生二胎的人数也非常低。

匪夷所思之四：当农村年轻人大多已在城市工作生活，我们还认为中国农民将是天生的生育机器。

现在的30岁以下年轻农村人口大多已经在城市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面临的抚养小孩的成本，将和城市年轻人趋同。根据对一项农村人口的调查，理想生育率也只有1.7。就连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泰国、越南、伊朗等国的生育率都自然降到了2以下。担心农村人会生3个、4个，完全是杞人忧天。

匪夷所思之五：当用小学数学都算得出，年轻人口迅速减少，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急剧上升、税负加重、福利减少、退休年龄延长，我们还是无作为。

不懂小学数学也没问题，只要看看老化的日本和面临危机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社会抚养成本迅速提高，无不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看不见这些也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社保的账本吧。

匪夷所思之六：日本的经验表明，老龄化严重影响未来创新和创业活力。如果继续执行限制生育政策，中国未来老龄化程度将超过现在的日本，可我们还是无作为。

日本最近二十年的经济萧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创新和创业活力的缺失。日本最近二十年几乎没有产生出新的像样的高科技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远不如前，也远不如韩国等新兴国家。这和日本社会和企业年龄的老化密切相关（详见《中国人太多了吗？》）

匪夷所思之七：所有国家都是用全球的资源，而中国的人均粮食、钢铁、水泥产量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不去检讨发展模式和环境治理力度，却还说，人多了饭不够吃，资源不够用。

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是靠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来换取资源类产品的。中国的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但是如果将来农村年轻人口继续减少，粮食反而不能自给。另外，中国在新能源的建设走在了世界的前沿，这得益于创新能力和强大的财力，如果将来年轻人口继续减少，创新能力减弱，财政恶化，反而会拖累了新能源的开发和建设。（关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详见《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匪夷所思之八：当全球公认中国人聪明勤劳，却视自家小孩如洪水猛兽。

一百年前，中国最底层的华人到美国去做苦力。几代人之后，这些华人的后代大多成了专业人士，收入高于美国平均水平。200年前，中国人口一直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也是第一经济大国，人口比例一直是世界的20%。而现在的中国儿童占世界之比已经降到了12%。中国对自己的小孩没信心，是不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够？不是！中国已经开始关小学，过几年马上要关中学和大学。

匪夷所思之九：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暴力事件不断，基本人权受侵。多少妇女付出巨大的代价，多少家庭放弃了子女双全的奢望或被罚得倾家荡产，多少超生子女收到各种各样的歧视。计划生育引起的公众事件让我们一次又一次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匪夷所思之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决策者对人口形势的判断还停留在80年代。

这个匪夷所思的政策令大学教授都不能多培养一个后代，这个匪夷所思的政策让几十万计生工作者不干人事，这个匪夷所思的政策制造了中国未来3000万光棍，这个政策令全世界的人感觉中国人是匪夷所思的。

恳请转发。

    久期也称持续期，是1938年由 F.R .Macaulay 提出的。它是以未来时间发生的现金流，按照目前的收益率折现成现值，再用每笔现值乘以其距离债券到期日的年限求和，然后以这个总和除以债券目前的价格得到的数值。上面是最科学的解释，看得人眼花缭乱，我通俗的解释一下，近似看成是债券的剩余年限就OK了。
      债券的修正久期=久期/（1+YTM），我个人直接忽略之，直接用债券的剩余年限代替。有些债券新手常常忽视久期，债券只看YTM(到期年化收益率)甚至只看票面利率。这是不科学的。最简单的，债券a，一年期 8%。债券b，十年期10%。哪支债券好？显然是ytm更低的一年期债券要好得多。这就是久期的意义。理论上，债券的ytm每上升（下降）1%，债券的价格就会跌(涨)1%*久期      这种表述并不准确，但大体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加息通道或者说债券要下跌时，持有久期短的债券。在减息通道或者说债券要上涨时，持有久期长的债券。因为，下跌时，久期短的债券，跌幅小。上涨时，久期长的债券涨债大。久期短的债券波动小，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差的客户持有。目前市面上的 122918，112012,112014这些是代表。最受欢迎的是x+y型债券，同时具备短久期和长久期的优点。短端的防御性和长段的攻击力。

最近一个月，我一直在摸索回中国的方式，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逐渐对中美航线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我深感中美直航的数量和规模已经和中美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不相匹配，这正说明了中美航线未来潜力巨大，值得两国的航空公司共同挖掘更广阔的市场。

现在在太平洋上空共有中国4家航空公司（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和美国3家航空公司（UA/AA/Delta）（US已经并入AA）。总计有北京、上海、广州和纽约、底特律、芝加哥、西雅图、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亚特兰大这样的中国3航点和美国8航点，加上2014年即将开航的中国成都和美国休斯顿、达拉斯、波士顿，一共形成了中国大陆的4航点加上美国本土的11航点。其实中国大陆还有香港和台北两个直飞美国的航点，但是考察的仅仅是大陆往返于美国的航线。

事实上，造成如今中美运力不足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国内航空公司的不给力和香港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运力航线制约问题。作为中国三大主力航空公司之一的东航如今只有5架A346可以用来飞航美国航线，今年在波音77W尚未到货的情况下，东航不得不调配A332通过减载少运货的方式运行PVG-LAX航线。这是由于东航前几年做远景规划时彻底放弃远程国际航线的战略决策带来的恶果。当时的东航经过战略分析认为国内航线和韩日国际航线是东航未来的发展重心，于是东航彻底放弃了购买远程宽体客机的计划。但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入，东航发现这一个战略决策是极其失败的。于是东航在2011年左右猛然警醒，大量定制B77W和A332这类最适合远程投送能力的宽体客机。但由于客机从订货到交货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东航的战略失误导致了近两年东航眼睁睁看着北美市场壮大而无法扩大市场份额，依然只能勉强维持每日一班的洛杉矶和纽约航线，拱手把剩下几个航点的经营权交给美国的航空公司。可以说，东航占着上海这么优秀的航空母港，却无奈地看着浦东机场变成国外航空公司的地盘，东航的前几任领导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当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随着强有力的远程利器波音77W的到货，东航势必会重新找回北美航线的地盘，重新开出几条有竞争力的中美航线，把北美这一块可以给航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航线重新拿回手中。如今美方已经用光了中美航权谈判的所有航权，在新一轮中美航权谈判没有进行之前，所有的潜在市场份额全部掌握在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手中。

其次我们谈到的是南航问题。南航买了5架空客A380，本意是全部用来飞北美航线的，但是由于广州地理位置所限以及上海北京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东航国航手中，导致另外三架A380在澳洲淡季只能在国内转悠。A380的上层完全是为了越洋航线专门设计的两仓，如今却被南航用来开3小时以内的航线，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资源浪费。前面我们提到广州之路不畅第一是因为南航拿不到北京上海的好航线，第二是因为广州旁边的香港机场分流了绝大部分的珠三角客流。香港国泰航空的两仓服务和口碑实在是目前南航在短期内无法赶超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台湾，从香港起飞飞往北美的航班可以从台北飞行情报区通过，而从广州起飞的航班由于政治原因必须绕过台湾，从上海方向飞往美国。这无形中增加了广州飞往美国航路的飞行时间和成本。台湾问题给南航的太平洋航线和日本航线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增益，这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未来的广州之路实在是颇为坎坷。

事实上，中美航线中美国的航点已经趋于饱和，未来能够增加的航点无非达拉斯、休斯顿、波士顿、迈阿密和丹佛，这些城市都已经不算是美国的一线城市。相反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增加中国的航点，比如说成都。成都作为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和中国西部重镇，理应成为未来中美航线上的增收重点。如果成都能够开出大量的飞往美国的直航航班，那么势必会带来大量的旺盛直航客流。这些客流将不再需要通过转机香港、上海、北京甚至首尔东京来飞往美国。2014年是成都直飞美国的元年、成都理应除了北上广以外中国大陆的第四个美国航点。按道理说，成都没有广州和台湾的制约，理应获得比广州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一点上，我们拭目以待。

海南航空再兼并掉香港航空后把中美航线视为其最重要的市场，从海航大批量采购B787和A350就可以看出海航未来发展的重心。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南航空也会继续开拓中美市场。作为中国唯一一家五星级航空公司，我们有理由对这只后起之秀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