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的愿望

 

其实我很想写一本书,想把中国的各种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但是发现要学的东西太多于是没有时间下手:我发现我似乎要学DSGE,贝叶斯,各种统计方法和软件,随机图论,甚至还要花很多精力去看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书。因为我知道,经济学的问题是要站在经济学外面才能看的更清楚的。没有渊博的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储备,再好的数学功底也无法锻造出很好的经济学品味。从这一点上说,如今的MIT的一些学者已经走入了经济学研究的歧途了。他们只是一味追求经济模型的复杂性,加入很多复杂的变量和随机因素,在微观层面把模型弄得无比复杂,有点曲线匹配出最优模型的意思,但这样的模型却失去了经济学的味道,也许仅仅是获得一种变态的复杂的快感吧。而且从哲学奥卡姆剃刀的角度来说,我宁愿接受哈耶克这样的毫无数学的模型,也不愿意去接受一个拥有复杂假设的模型。似乎杨小凯当年的批判并没有引起这些人足够的重视。

我承认经济学的模型必然是复杂的,未来的方向是一定用电子计算机去模拟几百个均衡,就像现在的理论物理做的事情一样。我甚至远远觉得,现在用到的数学工具远远不够,当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诸如拓扑理论甚至是动力系统的很多稳定性理论被运到经济学中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经济学原来的数学基础是多么的不牢靠。以前我们仅仅是凭借着想当然推导我们的曲线,其实这样的模型是缺乏微观基础的。如今我们用着一些诸如变分法之类的工具去刻画这些经济现象,比如说把索罗模型演化成新古典均衡或者是之后的DSGE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演化多么自然,也解决了大量的初级阶段的模凌两可和缺乏微观基础的问题。限于我的学识,我仍然觉得数学中很大一块东西没有被用到经济学中,直觉上我觉得群论这么漂亮的工具既然能处理物理问题,那也一定能处理经济金融问题。但是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人做这一块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大家都不懂也不学的关系。但直觉上,现实和理论的优美应该存在这一套完美的共鸣体系。

未来想写的书应该是关于技术革新和制度架构对于经济的演化作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也是目前对中国最有价值的一个研究方向。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技术的引进和组织架构的模仿来极大提升中短期内的经济效益。这样的一种后发优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抄袭的快速模仿,在中短期内的确对一个落后很多、起点很低的国家的经济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比如说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之后的亚洲四小虎,到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后发优势都是巨大的。但是很多学者同时指出这样的模仿仅仅只能起到中短期的功效,总体的制度架构是长期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而这样的制度架构是模仿不来的,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干脆完全不要学,画虎似猫是最要不得的。但是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画虎似猫的阶段,所有的制度仅仅是模仿,仅仅是形似而不是神似。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意识形态和目前的政治架构是不允许照单全收西方的整套体系的。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经济增大是否可以一直维持下去?是否如林毅夫所说的中国经济依然还能高速增长20年还是到某一个时候会出现突然的社会崩溃现象?很多学者预言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但是我们今日迟迟见不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十年前还很少有人关注到环境问题,但二十年后我们甚至会发现雾霾会杀死大量的国人,这样的话中国又会不一样了。以往绝大部分的模型似乎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说明中国的问题是极端复杂的,不能单靠几个,几十个甚至是几百个因素来进行武断地预测。在来美国之前我一直以为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制度进步来维持长期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论断并不一定100%靠谱。马云可以通过一套精密设计的支付宝体系解决中国人长久存在的支付诚信体系,从而弥补了中国人信任缺失和司法制度缺陷带来的支付诚信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在其他领域才去类似的创新方式来弥补中国存在的制度缺失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各方面的制度设计远比构造一个单纯的买卖信用体系复杂。这好比股份公司可以通过设计董事会、股东大会和股权激励等方式来约束职业经理人身上存在的股权和治权分离问题;但是好比一个超级巨大公司的国家是否可以通过类似的制度完善自身的支付架构?这到现在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国家不同于公司,几乎不可以破产,也拥有暴力,理论上拥有比公司大得多得多的道德风险和代理人问题。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每个国家的制度趋同性越来越强大,技术的壁垒也越来越低,交易门槛也变得微不足道。是否这样的架构能够源源不断地催生出大量的技术创新,来弥补中国严重的制度性问题,亦或是直接倒逼中国制度改良?这样的模型不仅做的有意义,也是我们当下最应该思考的问题。也许,这样的模型会极端复杂。但简单的东西对于解决中国的现状没有什么的特别大的意义。

我想,这些东西在写的过程中,我的思路会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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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ail to my teacher

我越来越感受到北美的经济学界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只会套模型,不懂得模型背后的逻辑,于是做出来都是啼笑皆非的荒唐文章了。主要原因是老师是这么教的,于是学生就这么学了。我想他们以后也会这么教学生的,如果老师的逻辑是错的,那很有可能学生也学个稀里糊涂。

真的有思想有脑子的人是不多的。现在北美学术圈各个学科都有被华人占据的趋势,估计以后中国人会占据北美经济学圈。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还是不懂得中国问题的。
我这次去纽约,见了很多朋友,觉得拿绿卡希望越来越小了。因为现在很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都留不了美国,也许等我毕业的时候MIT的中国学生都不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了。
但这并不妨碍我把中国问题搞清楚的决心。我要把中国问题想清楚,写透,让后人看清楚中国问题的本质。
杨小凯说,大家都同意苏联的集权制度是所有政体中离民主最远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权国家组成,则对人类历史发展最有意义的格局是,一百多个国家试验各不相同的政体,包括最坏和最好的。因为不经试验,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效果(好、坏)。这个过程中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对历史的意义也许最大,因为此国人民受尽苦难,却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宝贵的信息。
我想,这就是我们做中国问题的重大意义,它的意义远比分析美国问题来的有价值。因为只有把坏的分析透了,才知道什么是好的。这种价值是带给全人类的,让所有人少走弯路和错路的。而这条错路,是中国人用生命试出来的,我们有责任让后来人不再走这条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