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正是因为美国 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以至于当前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言必 称美国已经成为了常态，对美国模式的迷信几乎无所不在。美国的教材被大批采用，美国的各种做法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学生纷纷前往美国的大 学，希望在那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家梦想。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的获奖名单就会发现，情况似乎远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以大家通常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看看其中是否存在着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如果按照总数来说，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总数如下：

美国         85

德国         25

英国          22

法国          13

苏联/俄罗斯   11

日本          10

的确，初看起来，美国优势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各个时间段的获奖人数，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一战以前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数是法国4人、德 国4人、英国2人、美国1人。显然在一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物理研究水平领先世界，英国紧随其后，美国就要弱一些了。

但是到了一战开始以后，英国多次获奖，截止二战爆发前，迅速跃升至第一。战前的物理大国法国则萎靡不振，而德国保持了势头，美国则进步神速。从一战开始以后，到二战爆发之前，获奖人数为：英国8人、德国7人、美国5人、法国2人。

等到二战爆发以后，法国的物理长期低迷，从1939到1965，长达26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美国则迅速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和苏联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二战结束以后，获奖人数为：美国79人、德国14人、英国12人、苏联/俄罗斯11人，日本10人，法国7人。可见二战以后，美国摇摇领先，而欧洲却开始 落后了。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局面呢？是否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能简单的说，美 国科学发达就是因为美国制度优越。因为科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和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科研教育制度不论再合理，如果国 家混乱不堪，局势动荡，学术研究时常遭到政治原因的干涉，也很难出现好的科研成果。而在各个主要科学强国中，只有美国因为乱离动乱中心，在百余年来维持了 长期的稳定局面，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也没有大伤元气，反而因为战争物资生产对经济的刺激，以及由于战争导致大批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为了躲避战乱涌 入美国，大赚了一笔。而其他国家又是什么情况呢？

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公认科学研究水平最高，也是现代研究型大学诞生地的德国。德国在一战和两战中两次战败，加上纳粹党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导致大批成名科学家及青年才俊纷纷外流，这一段历史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尤其是大批巴黎高师和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入伍参战，死在了战场上。大批未来的科学家死在了战场上，这对法国的科研人才储 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一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局又长期不稳，1919年有海军水兵暴动，1920年铁路大罢工，1930年又陷入经济危机，到了1934年 甚至闹出法西斯右翼组织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国会实施政变的重大政治危机，差点就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判处了死刑。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科研和教学工作当 然无法正常进行。菲尔兹奖得主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诺贝尔奖物理得主Georges  Charpak甚至在二战期间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科研和教学又如何正常进行呢？

而英国，虽然在一战中损失不大，但是二战同样也是大伤元气。英国二战以后曾经一度实施配给制，一直到1954年，英国实施的食物配给制才最终取消。试问， 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做研究呢？一直到1970年，英国的人均GDP也仅为2246美元，而美国则是5126美元，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则更大。对于科研和教 育的投入自然远远不如美国。

而俄罗斯，在帝俄时代本来就是欧洲相对最落后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经历了革命和内战，直到1922年苏联内战结束，才有比较和平的局面。但是苏 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对科研和教育又经常产生破坏作用。尤其是1934年开始的大清洗，包括Lev Shubnikov、Lev Landau在内大批优秀物理学家都被捕入狱，Lev Landau比较幸运，被捕一年以后就被释放，而另一名在低温物理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物理学家Lev Shubnikov则在被关押了8年后，死在了监狱里。Lev Shubnikov被捕时年仅36岁，介于他之前已经取得大量科研成果，尤其是对第二类超导体和反铁磁态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他能继续从事科 研，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甚至有可能创立一个和赫赫有名的Landau学派一样人才辈出的物理学派。在艰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最发达的欧洲 部分大部分都被德国占领，战争带来的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医治。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相对和平时代，受到系统严密的科研训练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在他们最年富力强 的时候，又遇到了苏联解体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崩溃，科研条件一落千丈，大批俄罗斯物理学家被迫放弃科研或者背井离乡，留下来的人，则生计窘迫，设备缺乏。 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物理学家要取得同样的成就，需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克服更多的困难。

至于日本，本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从西方引入近代科学。日本第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物理学家仁科芳雄，1918年才从大学毕业。中间 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日本物理学家在这样低的起点和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的前提下还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获奖的工作通常是若干年前做出的，考虑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科学强国的科学发展都曾经面临过各种各样的非科学因素的 干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简单考察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总数完全不足以说明各国物理方面教育和科研制度合理性。毕竟要其他国家的物理学家在时局动荡或饥寒交 迫中还要做出和美国物理学家一样的工作来，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出生在1950年以后各国经济恢复和相对和平时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人数就会发现，美国的优势就开始缩小了。

到目前为止，出生在1950年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有：

Robert B. Laughli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Eric Allin Cornell，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3岁，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毕业。

Carl Wiema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毕业。

Saul Perlmutter，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5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毕业。

Brian Schmidt，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8岁，亚利桑那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

Adam Riess，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5岁，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毕业。

Frank Wilczek，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3岁， 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Wolfgang Ketterle，德国物理学家，现年57岁，慕尼黑工业大学毕业。

Andre Geim，俄罗斯物理学家，现年56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Konstantin Novoselov，俄罗斯，现年40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天野浩，日本物理学家，现年54岁，名古屋大学毕业。

中村修二，日本物理学家，现年60岁，德岛大学毕业。

其中美国物理学家有7人、俄罗斯和日本各2人、德国1人。美国的优势明显缩小了。如果考虑到各国人口的差异，日本的表现其实完全不逊于美国，尤其是美国有 3人年龄超过60岁。如果考虑到60岁及以下的物理学家，日本恐怕更胜一筹，而美国获奖人数则变为4人，不再具有绝对多数。在60以下的诺贝尔物理学家 中，成立于1955年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和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均有两位校友获奖。在国人心目中名不见经传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 其培养的毕业生表现丝毫不逊色于能够利用资金优势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学生的MIT物理系。其实除了这两位实验物理学家以外，年轻的莫斯科物理技 术学院物理系还培养了Mikhail Shifman、Alexander Polyakov、Rashid Sunyaev、Nikita Nekrasov等当代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将来如果获奖，我想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是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样本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 果再往前算，更早出生美国的科学家能够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成长和做研究，而他们的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同行却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中或是在战后百废 待兴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这样的比较，对于其他科学强国来说，实在太不公平。实际上直到1970年，美国人均GDP为5126美元、德国人均GDP为 263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2246美元、法国人均GDP为2815美元、苏联人均GDP为1788美元、日本人均GDP为2015美元。实际上其他 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根本没有办法和财大气粗的美国相比。美国即使有优势，也说不清是因为投入多、设备先进、政治局势安定还是因为制度更优越。

相对于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数学对于物质上的要求更低，且更依赖于一个国家教学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水平和科研共同体的体制优势。在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 领域，美国科学家可以靠着本国经济优势，获得更多的经费，购买更好的仪器从而让欧洲和日本科学家直接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在数学领域，美国经济优势带来的加 成则大为减少。而且数学菲尔兹奖有个特点，就是限制年龄，只有40岁以下的数学家才能得奖，因此可以更多的反应出比较近的时代各国国家科学教育和科研系统 的效率。

如果我们打开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名单，美国一共有1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有1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苏联有9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英国有6名数 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日本有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德国有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我们注意到，美国虽然仍然有一些优势，但是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法国 人口仅为美国五分之一，菲尔兹奖得主却和美国相差无几，如果论培养和科研效率，对美国的优势可以说十分明显。

苏联虽然少于美国，但是在苏联时期得奖的数学家仅为3人、而苏联解体后反而多达6人，这和通常大家认知中，苏联时期的数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更高的感觉完全 相反。尤其我们注意到，很多水平被大家公认高于绝大多数的菲尔兹奖得主，而且很早就成名的苏联数学家并没有获得菲尔兹奖，如被公认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 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首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Israel Gelfand、本科期间即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的著名数学家Vladimir Arnold，而没有得奖的原因，常常是非学术性的。如Vladimir Arnold是因为参与写联名信支持被苏联政府迫害的数学家，被秉承苏联政府旨意的Pontryagin想办法否决掉了。事实上，当时苏联政府经常禁止一 些数学家出国。如苏联第一位荣获菲尔兹奖的数学家Sergei Novikov和第二位荣获菲尔兹奖的数学家Grigori Margulis均未被允许出国领奖。首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Israel Gelfand就是获奖多年以后才得以出国领奖。甚至像他的老师Andrey Kolmogorov这样的苏联国宝级数学家，都未被允许出国领奖。要知道Andrey Kolmogorov逝世时，苏联政府给予了和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样的国葬级待遇，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苏联最高领导人Mikhail Gorbachev、总理Nikolai Ryzhkov、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Yegor Ligachyov在内的所有苏共政治局成员。连Andrey Kolmogorov都会无法领奖，其他苏联数学家是否能够去领奖，自然对评奖委员会来说是一个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经常不被允许出国领奖，评奖委 员会也经常懒得给苏联数学家发奖，因为这样大概会省很多事。

同样人口仅为美国5分之一的英国，菲尔兹奖得主却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其效率也远高于美国。日本人口为美国40%左右，虽然论人均菲尔兹奖得主少于美国，但 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指出，存在水平被公认为远高于菲尔兹奖得主平均水平却没有得奖的大数学家，比如柏原正树。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二战前，被公认为数学水平 最高的德国，有大批优秀数学家前往美国，包括Hermann Weyl、Emmy Noether、John von Neumann、André Weil、Richard Courant这些重量级数学家，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绝大多数都到了美国。反观另外两个数学大国法国和苏联，法国全国被占领，除了年过七旬、 早已退出科研一线的Élie Cartan，在法国当时唯一能和这几位相提并论的，且在科研一线活跃的大数学家Jean Leray正在监狱里面面壁。而苏联只有一个Andrey Kolmogorov，他的学生Israel Gelfand，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美国在人力和物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表现却并不那么出色。

而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得奖数学家中，不考虑具有巴西和法国双重国籍的Artur Avila，法国数学家有4人、苏联数学家有4人，美国数学家仅1人，就算算上在本国读完大学后去美国读博士和工作的伊朗数学家Maryam Mirzakhani和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美国体系下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也不过3人。有人或许会说，俄罗斯数学家Stanislav Smirnov和Vladimir Voevodsky不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么？但是请注意，Stanislav Smirnov的导师Nikolai Makarov和Smirnov一样，是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而Vladimir Voevodsky的导师David Kazhdan和他一样，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一个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实际上这些课程比美国大学 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更加系统、深入和严格。），去一所美国大学跟一名前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等于只是他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美国而 已。尤其是美国大学数学系通常规模较小，所以很少会有两个教授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的现象，他们要讨论问题，也只能找他们的俄罗斯导师及其学生讨论。美国大 学如果想要跑去和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抢功，实在缺乏底气。2002年及以后得奖的数学家，最早也就是出生于1962年，而进入大学则差不多是 1980年以后，这个时候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5年，从欧洲前往美国工作的大批优秀科学家基本上已经退休，而美国的GDP则已经从1970年占全球的3分之 一下滑到不到四分之一，经费上的优势大大缩小，若论土生土长的美国科学家，美国在数学菲尔兹奖方面和法国和俄罗斯比起来，真是输得裤衩都不剩。

如果说只看菲尔兹奖，样本还太小，那么在数学界，被大家公认可以衡量各国数学培养和科研水平的指标中，还有一样可以作为参考的就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 人。在2014年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大会报告的美国数学家仅有2人，而法国数学家却有4人，苏联数学家也有2人。苏联解体以后，人才外流和 经济崩溃的影响已经显现，但是苏联数学家的表现仍然不逊色于美国数学家。其中做1小时报告的俄罗斯数学家Alexei Borodin是1997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跟随前莫斯科大学教授Alexandre Kirillov做博士论文。在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本人也恰好是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副博士研究生，所以我很清楚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是 怎样的情形。当时是俄罗斯经济十分困难的时代，后来获得Nobel物理奖的Ginzburg院士，工资还不如我在法国拿到的奖学金多（本人同时在法国的大 学注册，拿法国的奖学金。）。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看起来宏伟壮丽的主楼，里面看起来十分破败，我第一次去宿舍的时候，宿舍脏乱差不说，厕所里的马桶盖都 整个没有了。我们教研室的研究生大多经济窘迫，研究生奖学金少的连饭都吃不饱，有些人不得不打零工赚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教授能够坚持教学和科研、学生 能够静下心来学习数学，实在是需要非常大的决心和毅力。而经济上没有问题，可以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法国，即便不考虑人均问题，看总量，法国数学家的表现也 已经明显优于美国同行。

虽然我们不能分析更多的学科，但是综上所述，要把美国目前在科学上的优势归功于他的科研和教育体制比其他科学强国更加优越，实在是缺乏说服力。在数学领 域，法国和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系统，明显交出了比美国更好的答卷。美国的科技优势，究竟仅仅是因为乱离动乱中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政治形势 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能独善其身，同时可以发战争财，还是因为其制度合理，可以选拔和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和鼓励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让他们可以更高 效的工作，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我们必须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美国教学和科研体制，则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首先就是美国大学存在不顾师资力量，大量扩招研究生的问题。因为数学系的研究生数量较易查询，所以我们先看两所美国顶尖大学数学系的人员构成（这些数据可以参见各系主页的通信录）：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一共是43人，而该系就读的博士生总数为63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5.75人（该系博 士生是四年制）。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博士生人数之比是2.73：1。

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一共是30人，而该系就读的博士生总数为8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6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875：1。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一共是71人，而该系就读的博士生总数为12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24人（该系博士生 是五年制）。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博士生人数之比是2.96：1。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欧洲顶尖大学的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是什么情况，巴黎六大和七大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组成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一共拥有终身教职教师 和研究员437人，博士生342人，平均每个年级114人。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人数与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3.83：1。（参见：http://www.federation.math.jussieu.fr/）

我们在这里是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去和包括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在内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做对比。实际上数学系的博士生扩招情况远不如计算机系严重。如果去看美国大学的计算机系的情况，那我们会发现情况更加夸张。

我们没有查到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的相关数据，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有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5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218人，平均每个年级43.2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27：1。

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仅有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3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138人，平均每个年级27.6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27：1。

而且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还不包括运筹学、统计和金融工程（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的数学专业则包括这些方向。），如果去看普林斯顿大学运筹学与金融工程 系，情况同样夸张，该系仅有17名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而研究生数量却多达47人，平均每个年级9.4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tenured（终身教职）的教师人数和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人数之比是1.81：1。

非常明显，即便在统计数据中包含了博士生相对规模会更大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巴黎六大和七大相比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相对规模 仍然更小。如普林斯顿数学系的正式教职教师仅为巴黎六大和 七大的十分之一，每年毕业的博士却超过巴黎六大和七大的七分之一。可见，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博士招生人数比起美国大学受到了更好的控制。而美国的三所大学滥 招研究生则非常严重。

现在很多国家，博士多而教职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工程学科的博士，毕业以后可以进入企业就职。教职少对他们还不算是个大问题。但是 像纯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专业的博士，找不到教职则只能改行。如果一个人18岁读大学，那他博士毕业的正常年龄应该是二十六七岁。一个快30岁的人，读了那 么多年书，读的还是数学这样难读的专业，毕业时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不得不改行，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像数学专业还比较容易改行去搞金融、保险之 类的行业，但是像生物专业，改行恐怕只能去买保险。生物专业是美国大学博士培养规模无序扩大的一个典型。生物博士就业之难早已人尽皆知。许多人博士毕业以 后，博士后做了一期又一期，四十多岁还在做博士后，根本看不到拿到教职的希望。生物专业的“千老”（千年老博士后）现象，也让大批对生物研究还算有兴趣的 学生，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远离生物，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生物科学的发展。而美国教职少博士多的状态，使得美国生物学的“千老”问题更加的严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成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一文中的看法，即和美国大学的过度商业化有关。美国大学的管理者，为了使学校可以快速扩张，并且在校际竞争中取胜，想尽办法开 源节流。为了开源，四面出击想办法获取经费和捐款，为了节流，则想尽办法节约成本。出于节约成本考虑，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多的使用没有长期教职或者只有短期 合同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因为这些人的工资比有终身教职或者终身教职候选资格的教师要低得多。然后可以把省出来的钱用在一些明星教授身 上，给这些著名教授更高的薪酬或者是修建校舍和增添设备上。事实上，在一些开始盲目学习美国制度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的状况。如在德国，拥有终身 教职的学者从2005年到 2012年仅仅增加了0.04%，而与此同时的是短期合同的大学全职雇员从50%增加到了58%（参见德国Regensburg大学Björn Brembs教授的文章：http://bjoern.brembs.net/2015/01/booming-university-administrations/）。 在没有学习美国制度的法国和俄罗斯的大学里，给学生上习题课、答疑和批改作业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具有终身教职的讲师、副教授等来承担的。而在美国的大学里， 承担这些工作的清一色是在读博士，在个别学校，甚至课也让在读博士来上。在读博士们一边要完成自己的科研工作，一边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相比传统的欧 洲大学的博士，美国的博士要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教学任务过多，势必不能 集中精力于科研，严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而博士生自己也是学生，教学经验和学术水平都不高，其教学效果当然也比不上有教职的老油条们，这也必然会影响 教学质量。大学出于自己节约成本的考虑，不顾社会需要，盲目扩大博士招生数量，大批博士毕业以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纷纷转行，这种现象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 费，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非常的不合理。

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大学过度商业化的模式，导致了大学日益行政化。为了对教学与科研实施更多的控制，以及更多的和商业机构打交道，大学行政人员增多，从 而使行政部门的力量日益加强。这会对大学的学术自由产生破坏，导致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一文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也被Björn Brembs教授给出的对开始引入美国制度的德国大学的数据所证实。在有终身教职的学者几乎没有增加的同时，德国大学的在去掉图书管理员和其他技术支持人 员后，大学的非科研支撑行政人员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增长了17%，对比两组的人数，管理人员和科学家的比例从2005年的0.57上升到 2012年的0.64。

事实上，过度商业化的模式不但使短期合同教学与科研人员受到影响。连有终身教职的教授的行为也受影响。对比传统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的教学，我们会发现，在 传统的欧洲大学，基本上不存在教材，教师一律使用的是自己编写的讲义，同时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去教学。对于理工科专业，习题课上发给学生的习题和作业也是 助教们自己准备的，而不是按照某本教材或者现成的习题集。而美国的大学，大部分课程却都存在教材。很显然，相对于欧洲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即使是有终身教 职的教授，也不太愿意多花时间去动手编写讲义和准备习题。我认为这和商业化的模式下，教授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科研上，以便于获取更多的经费有关。

美国的大学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非常的小，被美国人认为是巨型大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系，终身教职候补资格和终身教职的教师也不过65人。实际上完 全是一种小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这样的状态，其实根本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因为搞一堆小数学系、小物理系，而不是集中成一个大型的数 学系或者物理系，这种做法会导致基础课重复开设，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却因为没人教或者选课人数过少而根本开不起来。基础课通常内容比较成熟，要找到参考教材 覆盖课程内容不难，所以要自学还相对简单。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则基本上只能参考一系列论文和专著，要自学就麻烦的多。这种状态必然会阻碍科研人才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小，也导致根本无法相成集中的科学学派等科学共同体。你很难找到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的教授进行交流。不同方向的教授隔行如 隔山，也很难彼此交流科研问题。每个教授基本上都出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及时而有效的科研交流。这样的局面会严重地影响科学的发展。在数学领域，法国和 俄罗斯数学的优异表现，我认为和巴黎与莫斯科是全世界数学家最集中的两个城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帮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且两国的 数学系都规模相对于美国更大，自然也有足够的力量开设更多的前沿课程，帮助学生尽快的到达学科前沿。如8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数学专业，每年开设的高级课程 多达上百门，常年举办的讨论班则多达200多个，这样的环境显然比美国的小数学系林立的局面更加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同时，因为用大批小规模系科代替少数大型系科，也使科研设备、图书、期刊等存在重复购买现象，造成了资金使用上的巨大浪费。同时有些科研设备、图书、期刊等又有可能因为用的少，而没有购买，从而影响科研的进行。这样的学科布局实际上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近年来，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都试图引入tenure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真的就合理么？据某些美式大学 的鼓吹者的说法，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在美式大学制度下，一方面大学狂招博士生，导致毕业的博士远远多于新增的教职，这使得即便是 最优秀的博士生，不做上几期博士后，都别想找到教职。另一方面，就算年轻人千辛万苦找到教职，作为tenure track（终身教职候补资格）教职的Assistant Professor也不是终身教职，而是在5-6年后还要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局面。假如一个人27岁博士毕业，做5年博士后，一帆风顺做了5年助理教授，拿 到终身教职也已经37岁了。这还是非常理想的局面。据说这样的制度有利于调动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但是科学研究是需要有耐心的。事实上愿意花时间从事科研 的人，就算没有外界压力，也很少有人会不努力做研究，而是吃闲饭。如果说应用科学领域，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基础科学领域，则根本看不出 这样做的合理性。在完全没有采用非升即走的tenure制度，讲师就是终身教职的法国，科学家们难道就不干活混饭吃了么？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教 职制度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典型，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只看职称和工龄。照某些人的看法，法国的科学家们应该天天吃闲饭，发不出几篇论文，一定会被 美国同行在科研水平上秒杀。但是在对资金投入要求最低的数学领域，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考虑到两国的整体科研规模，科研水平上法国数学家们反而略高一筹。同 样是采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教职制度的苏联，在科研经费能够得到保障，科研能够基本上正常进行的时代，在科学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具 有深远影响的科研成果。而在日本，在2004年推行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前，讲师和助教也是等同于终身教职的无聘期人员，日本近年来屡获诺贝尔奖， 这些科研成果实际上都是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前做出来的，相反，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后，采用了类似于tenure制度的教职制度，反而 闹出了小保方晴子事件这样的丑闻，让日本科学蒙羞。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所谓tenure制度可以在整体上刺激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科研效果这 点，实际上是缺乏实证的。

我们可以发现tenure制度其实存在着非常多的弊端。因为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对于一个30多岁有家有口的科研人员，失去教职可能就意味着全家没饭吃。 压力一大，就很容易去想一些歪招。首先，对于未成名的年轻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容易引起注意，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容易引起注意。很多人就忙于到处开 会，推销自己的科研成果，而不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埋头苦干。很多人不是努力解决科学中的基本问题，而是忙于跟风凑热门和在科学期刊上灌水。和他们的欧洲和 日本同行相比，他们自我宣传的本事可比他们搞研究的本事更好。同时，在这种心态下，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事件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通常而言，重大科研成果通常不是由年长的成名科学家做出，而多是由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而tenure制度事实上有利于年长的成名科学家，而不是有利 于年轻的科学家。这样给年轻科学家制造过高压力的做法，其实根本不利于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因为他们必须要在5-6年内拿出足够的科研成果，就样的时间限 制，就使得他们不敢去攻克比较困难的科学难题。像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在获奖时只发表了15篇论文，他如果在美国，估计早就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或者也不得不 跟大家一起搞一些短平快的题目，跟风灌水了。同时，这样的制度也不鼓励他们去开拓新方向，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准备工作。比如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得主 Sergei Novikov，他年轻时候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去学习物理，准备开展数学物理的研究，而没有发表什么论文。如果他在美国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想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干。实际上，有些重要科研成果的重要性，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有可能一开始不被理解或者存在争议，尤其 是这个成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做出，而且又很与众不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数学大师Abel，他关于群论和椭圆函数的工作在他身前根本没有得到重 视。他关于椭圆函数的工作被大家重视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关于abc猜想的证明如果被确认是正确的，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为了 避免这种情况，一个理性人的选择自然是避免争议，也不去发表大家很难理解的工作，而是跟风随大流。如果每个科学家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候都这样做，自然会导致 科学研究的平庸化，根本就不利于出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tenure制度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这种搞法，只会让年轻人害怕科研，从而导致优秀人才不敢从事科研。除非这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跑过来当炮灰，否则，这个国家的科研队伍的长远发展绝对堪忧，因为优秀的年轻人只会大批的逃离科研。

美式大学的鼓吹者经常说美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好、学生水平高。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能不否认，美国大学的管理者还是很重视教学的，因为和依赖于政府拨款的欧洲大学不同，美国的大学运转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社会捐款基金，只有重视教学，才能让更多的校友取得成功，从而获取更多的捐款。于是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学校为了提高毕业生水平想出了各种办法。除了四处出击拿出高额奖学金抢夺优质生源以外，美国大学的管理者自然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提高教学质量，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估。那么美国大学是怎样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估的呢？办法就是对学生进行匿名调查，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此外美国大学的课程大部分是选修，不像欧洲的大学，基础课绝大多数都是必修课。管理者认为，如果学生给的评价差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没人去选他的课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于是教师为了讨好学生，根本不敢像传统的欧洲大学一样对学生严格要求，生怕被学生打低分或者不去选他的课。

美国人认为是很难很严的课，实际上既不难，也不严。比如很多在美国学数学的学生都听说过哈佛大学数学系的Math55这门课。哈佛大学数学系的主页上说（参见：http://www.math.harvard.edu/pamphlets/freshmenguide.html），这门课是美国最难的本科数学课，需要每周花24-60小时去做作业，而且要学过一年大学水平数学的尖子生才适合。而哈佛大学一份校报（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06/12/6/burden-of-proof-at-1002-am/）则说这门课的作业加上每周3小时的上课和1小时的习题课，基本上相当于在干一份全职工作。而且这门课让哈佛大学的学生畏惧不已。有人回忆说，第一天上课还有51人，两周以后就只剩23人。听起来让人很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看这门课实际的教学内容和作业，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有Noam Elkies讲授这门课的课程主页：

http://www.math.harvard.edu/~elkies/M55a.10/

http://www.math.harvard.edu/~elkies/M55b.10/

如果这样习题还需要一周24-60小时，我只能说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实在太差了。这样的课程如果能算是美国最难的本科生数学课程，美国的数学教育水平实在太悲剧了。卓里奇的数学分析上面，要找这样难度的习题一抓一大把。如果这都需要像干全职工作一样，让他们去莫斯科大学估计全年不需要睡觉了。如果按这个速度做题，让他们去考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恐怕得把考试时间从6小时或4小时延长到两星期。

这里没有找到他们的考题，所以无从判断他们考试是否严格，但是同为美国顶尖数学系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本科生的复分析期末考试，考题全部来自他们的教材，也就是Stein的复分析上面的习题，好笑的是，居然还是开卷考试。这和给学生送分也没有什么两样。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如此，普通的美国大学则更加严重。所以美国大学的学生成绩都出现了所谓的Grade inflation，也就是分数膨胀现象。在Henry Rosovsky和Matthew Hartley撰写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报告“Evaluation and the Academy: Are We Doing the Right Thing? Grade Inflation and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参见：https://www.amacad.org/multimedia/pdfs/publications/researchpapersmonographs/Evaluation_and_the_Academy.pdf）中，他们指出从1960-1974，他们调查的180所学校，平均GPA增加了0.432。而通过对49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获得A-及以上成绩的比例从1969年的7%增加到1993年的26%。在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所有成绩中，有30.7%是A，而到了1992年，则增加到了42.5%，同时，只有11.6%是低于B。而根据Ross Douthat的Privilege: Harvard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Ruling Class一书，到了2000年，哈佛一半的学生成绩都是A。以下这张图来自经济学人（http://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4/08/economics-university-grading），反映了美国部分名校分数膨胀的趋势。

那么是不是因为美国学生的水平提高了，所以成绩才增加了呢？Henry Rosovsky和Matthew Hartley的报告在研究了全美学生的SAT成绩等统计数据以后，认为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因为学力低下，被大学要求参加补习，参加补习的学生从1990年到1995年增加了39%，而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项对大学教授的调查，只有25%的教授觉得他们教的学生在学术上有足够的准备。同时有Jean Filetti的“Grades and Ranking: When Tenure Affects Assessment”一文（参见：http://pareonline.net/getvn.asp?v=15&n=14）给出的统计则显示，相对于有终身教职的教师，只有tenure track的教师明显更喜欢给高分。也就是说，美国的tenure制度加剧了分数膨胀现象。这种现象并不让人意外。首先，只有tenure track的教师为了得到较好的学生评价，避免对自己取得终身教职产生不良影响，并不愿意得罪学生。其次，只有tenure track的教师，能不能在这个大学长期待下去，是需要打个问号的，所以他们心里面常常把自己当成这所大学的局外人，行为自然会短期化，不会有长远的考虑，自然对于学术标准的坚持程度远不及那些有终身教职的教师，因为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事实上，美国大学的这些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坚守学术标准，认真教学，严格要求的教师越来越少，而给分宽松，教学简单的教师则越来越多。这种状态必然导致大学的教学质量严重下滑，根本上危害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分数膨胀也使优秀学生难以脱颖而出，研究生院和雇主根本搞不清那些学生更优秀，对分数失去信任。于是只好靠推荐信、出身学校、排名之类的东西来选择学生，结果导致拥有良好的社会网络的学生跟容易被看中，学生学得好，不如关系好，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比如对于研究生院的录取，既然学校的成绩无法区分出谁是更好的学生。那只能靠推荐信，或者看学生毕业的学校，或者看学生发表的论文。可是推荐信这种东西，完全取决于写信人和被写信人的关系，能拿到好的推荐信的，未必是程度最好的学生，而可能是最会拉关系、走门路的学生。这种做法，本质上和汉代的“举孝廉”差不多，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看学生毕业的学校来决定是否录取，也是十分不合理的行为。谁都知道好学校也有可能有很差的学生，很差的学生，也不见得没有出类拔萃的学生。尤其在美国的制度下，看学校出身更加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因为美国各级学校都不存在入学考试这种东西，而是采用审核学生学习档案来决定是否接受申请，在这种录取办法下，来自比较差的学校的学生自然会吃很大的亏，根本不能实现唯才是举。而在美国，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小学阶段，不同的学校的差距也是相当大的。对于公立学校，好学区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就高，所以周围富人就会更多，房价自然也会更好。对于私立学校，自然是有钱人的子弟才交得起学费。这样一来，势必会导致普通家庭的子弟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很难靠自己的努力去扭转局面。能否进入名校，则越来越多的不取决于个人的才能，而且靠拼爹，这样做则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间上升通道的阻断。而看论文来决定是否录取，这种做法同样存在问题。且不说较差的大学的本科生很难有这种条件，就算是名校的本科生，能够得到足够的指导和具备一定的科研环境。但是本科生的程度真的足以发表论文么？对于实验科学，本人不敢多说。但是对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专业的学科，按照美国学生的程度，有几个学生有能力做出足以发表的论文？德国Bonn大学数学系教授Peter Scholze这样读了五年大学就拿到博士学位，博士毕业直接被聘为德国数学第一的Bonn大学最高级别的W3教授，而且博士毕业两年后就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邀请报告的人，他发表第一篇论文也是进大学四年以后。于是大部分论文实际上只能是教授把东西做的差不多，然后让本科生来结个尾，最后就变成了教授给学生送结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大概是为了鼓励本科生发表论文，于是资助了各种REU项目(Research Experiences for Undergraduates)，但是至少在数学领域，这种搞法已经变成了大面积资助教授给学生送论文的项目。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并不反对本科生尽早参与科研，相反，本人十分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本科生科研搞成了教授给学生送论文，这样的本科生科研，意义何在？俄罗斯的顶尖大学，传统上也是鼓励学生尽早参加科研。通常按照教学计划的要求，每个学生在大二结束前都要选择导师，然后从大三开始在导师指导下开始参与科研活动，比如参加讨论班、参加实验室工作等，同时从大三到大五都有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要求。事实上，也的确有出现过不少本科生做出了重要的科研成果的例子。在著名的Hilbert的23个数学问题中，就有两个是被俄罗斯的本科生解决的。分别是莫斯科大学的Vladimir Arnold，他解决了Hilbert第13问题，以及圣彼得堡大学的Yuri Matiyasevich，他解决了Hilbert第10问题。这两位也都在本科期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了邀请报告。但是这些科研活动都是在教学计划要求下有计划的进行的，而不是试图搞大跃进，以发表为目的，最后演变成教授给学生送论文。这种教授向学生送论文的所谓本科生科研，根本不能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也无法用来分辨学生是否具有科学研究的潜力，靠这个来录取学生，其实比靠抽签来决定录取也不见得可靠到那里去。

分数膨胀现象也让美国大学生对自己产生误判，明明没有学好，却自己以为学好了。他们也就不再花时间吃透基本理论，加强基本功。学习积极性高的学生，则开始拼命向前学。很多人高级的东西学了一堆，但是却搞不能灵活运用最基本的课程。有人或许会说，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很好，他们到了研究生阶段，也会把基础补上来。那么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如何呢？实际上，美国的研究生课程除了博士生资格考试的科目以外，其他研究生课基本上都不存在考试。而美国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范围，充其量相当于苏联大学五年制本科基础必修课或者法国大学M1课程的范围。而相当于苏联大学五年制本科专门化课程或者法国大学M2课程的范围的研究生高级课程，如数学专业的代数几何、物理专业的弦理论都是没有考试的，教学的严格程度远不及同级别的苏联大学的五年制本科和同级别法国大学的M2。在这样的教学制度下，除了资格考试相关的几门课，美国学生的程度如何，必须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也许有人会认为，给学生一个较高的分数会给学生更多的信心，不过过分的打击他们。然而这样做对于学生真的好么？美国大学分数膨胀现象导致学生的程度低下，不合格的学生根本不会被淘汰。在欧洲，法国的大学，大一的学生平均只有42%可以升入大二。德国Bonn大学数学系，今年大三的这批学生，入学时有500人，两年就淘汰了400余人。如果美国大学的教授想像他的欧洲同行一样做，搞不好会卷铺盖走人。于是大批不合格的本科生就带着很高的GPA走出了校门，但是却什么都不会。对于理工科专业，从业的标准不是可以随意降低的。不管他们是就业还是继续读研，这样的本科生，很快就会吃到苦头。尤其是准备攻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他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为读研究生做好准备，只能转行。有些人甚至到了博士毕业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试问，究竟是严格要求，在低年级就把不合格学生淘汰掉，让他们另谋高就比较人道，还是等到他们快30了，才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不合格学生，必须要改行比较人道？我想答案是显然的。

或许有美国大学的崇拜者质疑，说美国的大学生程度既然如此差，为什么还有不少美国科学家能够在科学领域做出不错的成绩？首先，现在我们熟知的美国科学家，他们求学的时代是几十年前，而不是现在，他们的成功并不能用来证明现在美国大学的种种做法是合理的。在上个世纪，美国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美国大学对学生的要求绝不会像今天这么低。50年代的哈佛大学可不像今天的哈佛大学，大部分人都是A，当时的平均成绩也就是C。其次，少数美国高材生，未必是美国学校教育的结果。比如很多人会想到的前几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那个在Annals of Mathematics上面发表论文的本科生John Pardon。他父亲是Duke大学数学系的正教授。我看与其说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培养出来的，不如说他是他爸培养出来的。可是对于出生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你爸是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么？

事实上，盲目崇拜美国的科研和教育制度，照搬照抄美国，已经在不少国家的教育和科研领域制造了很多的问题。除了前面说的引入tenure制度导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危害学术自由，影响科研和教学质量以外，传统上中小学教育严格规范的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学习美国搞所谓的“轻松教育”、“素质教育”，也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国家竞争力，如李远哲在台湾推行的所谓教改，就造成台湾学生素质的严重下滑。日本仿效美国搞所谓“轻松教育”已经使日本新一代学生的程度出现了下滑，同时家长害怕学生程度太差，与此同时，学生课外时间又比较多。于是有财力的家长，纷纷给学生报补习班，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同时也造成了不合理的两极分化，因为这样一来，学生家里如果没钱去报补习班，自然会比有钱报补习班的学生吃亏。最后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并不是学生的天赋和努力程度，而是家里有没有钱，实质上是大家一起来拼爹。这种盲目崇拜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心理如果蔓延，只会让更多国家走上模仿美国的死路，从而摧毁这些国家的科学和教育基础，拖累世界科学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得到有效的警惕。

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不同场合提出鼓励大学生创业。这是一项很有效的举措，帮助大量的大学生真实认识社会，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同时积累人生经验。最后无论成功与否，都能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这一切的基础必须是要建立一套更加有效地对创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之上。在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绝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适合创业的。若是大学生盲目地踏入商海，不顾及自身的家庭环境或者是外部资源，大部分的大学生创业者将会迎来失败。当然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之后没有机会重新站起来。这一点上，美国对于创业者失败的保护机制很值得目前的中国政府学习。由于创业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同时成功的创业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外部性，政府有必要通过给失败者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来鼓励这种增加社会潜在正外部性的行为。可行的做法是建立个人破产法，在创业失败的时候允许个人破产，真正实现个人的有限责任而不是连带的无限赔付责任。在中国，我们看见听见了大量创业失败被追债终身的故事，很多以前的老板终身出门都会被跟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追债追到天涯海角的理念显然是不符合有限责任这个最基本的商业制度的。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创业失败了几年之后又重新是一条好汉，保证创业失败者基本的体面的生活，不至于贷款也贷不到，亲戚也见不着，老婆也找不到，出门被人尾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有效鼓励创业行为。而若是仅仅鼓励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大多数人放任不管任其自身自灭，创业失败后的巨大代价将会阻碍那些跃跃欲试很有想法又很有能力的年轻人。对弱者的保护才是对社会整体的激励。每个潜在的创业者都有可能因为种种因素甚至是运气成为未来的创业失败者，若是没有有效的创业失败保护机制、个人破产机制、有限责任机制的落到实处，盲目鼓励全民创业会带来很多代价。创业失败者走投无路带来的社会负效应未必不会小于创业成功者带来的社会正效应。这一点上，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让东方沃土成为鼓励创业、保护宽容失败的乐园，真正让社会给年轻人拥有“从零开始打败你”的社会上升通道。

德系车和日系车目前在世界上普遍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日系车来说，北美市场和日本本土市场是其最重要的领地；而对于德系车来说，欧洲市场和中国大陆市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地盘。

日本人的企业讲究的是销售文化。Sales和HR在公司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主导作用，而工程师的话语权相对比较薄弱。日本人追求的是造出客户喜欢和客户想要的车；而在德国的企业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工程师。德国大众的历任一把手大多出身于基层工程师。这和日系车厂的战略不尽相同，德国人追求的是造出工程师理想中的好车而不是一味满足客户需求的车。

这也就导致了德系车辆和日系车辆在驾驶体验和保养性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德国车往往小故障小毛病比较多，这恰恰是因为德国人喜欢把新技术第一个投放到市场上，从而导致某一些零部件的可靠性不佳。而日本车厂精益求精，基本上对于新技术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只用经过时间和市场检验的可靠技术。给用户的感觉就是日系车辆的可靠性比德系车优秀。但新技术新理念却和大部分的日系车无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德系车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正外部性。德系车用自己的大胆创新和相对低可靠性换得了市场对新技术的检验和改进，而改进后的新技术却被整个市场所采纳。日本人可以借鉴德系车的经验教训，直接采纳久经市场考验的技术却只付出了很小的试错代价。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来说，日本人给德国人交试错补偿费也是理所应当的。

用户至上是日本人的理念；而德国人的理念却是工程师和技术至上。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在世界不同角落都有很大的市场。日本人彬彬有礼细致入微的用户体验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享受，却在另一方面不能有效地激励创新，创新主导人员的社会地位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德国人对科技和完美的极致追求保证了工程师在企业内的地位，极大程度地激励创新，却有时候因为过度创新或者不合时宜的创新而跟不上时代节奏被市场淘汰。两种企业文化各有优点。究竟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才是未来的企业主导方向，尚未可知。

而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对创新的保护机制尚不完善，新兴技术的复制剽窃成本很低，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处罚力度严重不足。我很难看好工程师主导的企业文化在中国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很多工程师主导的企业在很多时候更不上瞬息万变的中国市场需求节奏，也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各式各样的偷窃行为。而如马云这样Sales主导型的企业，往往在中国就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当然，里面的员工工作压力很大，996的工作制损害的其实是未来中国的长远利益。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和员工工会保护力度得不到长久的保证，等待员工的很可能是日复一日的加班和压榨，这会从长期损害中国的代际经济结构，不能鼓励真正有效的创新和实现对创新的有效保护，健康成本和下一代的教育缺位也是996工作制下不能不忽视的给长期经济带来的副作用。

20世纪亚洲最后一位政治强人李光耀在日前逝世，标志着新加坡一个时代的落幕。李光耀作为新加坡国父，带领这个四周被穆斯林环绕，国土面积只有北京市区大小的贫弱小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了第一世界国家。新加坡严苛的法制，整洁的街道，干净的城市，井然有序的市容给每一位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光耀先生对新加坡和整个华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每一位新加坡人纪念。

李光耀生于南洋，却求学于西洋。作为海峡华人的第四代，李光耀从小排斥中文教育，从小到大成长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幼年的李光耀目睹了日军在新加坡的严厉管制，这为他日后采用严刑峻法管束新加坡做了铺垫。日本人拿着鞭子抽不听话的马来人和华人，随之而来的殖民地人民在鞭子下日益严守法纪，这给李光耀带来的深切的青年记忆。在李光耀36岁成为新加坡总理后的岁月里，他效仿日军在殖民地的严酷纪律，用鞭子严格约束每一位公民的行为举止。这种用法家思想治国的策略在几十年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新加坡的公民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我们再也见不到新加坡街头上乱扔垃圾、吐痰、涂鸦等不文明行为。李光耀认为，在国民素质不达到一定程度之前，随意的放开选举只会把国家带入深渊。同样的一部美国宪法，放到美国这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高国民素质的新教国家，就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而放到菲律宾和利比里亚，就会演变为无休止的宫廷操纵、暗杀、遍地的贪腐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李光耀甚至预言，如果美国的生育率和移民政策不发生改变，那么美国现在的殖民政策会在未来的200年改变目前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导的民族架构，若真是以拉美为主导的西班牙裔移民上台，美国宪政的前途尚未可知。

李光耀先生极度信奉精英主义的信条，坚信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信仰、天赋的巨大的差异。追求人人平等只会把人类陷入于福利社会养懒汉或者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式悲剧。的确，在很多时候人类美好的愿景只会给人类带来历史性的悲剧。抗拒人性的内在规律追求超越人性的美好，很多时候只会无限放大人性中恶的一面，使恶一发不可收拾。在剑桥学习法律的时候，李光耀这位获得剑桥法学双一等荣誉毕业的学生从不和水平不在一个等级上的同学交心，骨子里的极端精英主义文化让李光耀追求同样优秀的剑桥一等荣誉毕业生柯玉芝为妻，生下了同样是剑桥一等荣誉毕业的李显龙。不仅如此，李光耀信奉高学历的人群应该寻找同等级的人士作为配偶，这样才能给新加坡贡献更加精英的下一代。甚至李光耀欲把这个思想付诸法律条文在新加坡实行，但由于民间反对声音太大而作罢。

李光耀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国小人寡，若不能充分对外开放，就会面临周围一堆穆斯林国家的吞噬威胁。他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汉语阻碍了新加坡文化对外融和的方方面面。英文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对于全世界文化的包容和吸引外资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为此，李光耀用国家机器的强权强行推动英语在新加坡的普及。南洋大学就成为新加坡历史上不能说的过去。李光耀用强硬的手段废除了南洋大学，阻止一切非英语高等教育的存在。随着年轻一代的不断成长，英语已经成为了新加坡的第一语言，为新加坡融入世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从一个中国人的观感上来说，南洋大学的关闭是极为令人唏嘘的。陈六使先生为推动新加坡的华语教育付出了半辈子的心血，却倒在了海峡强人李光耀的严苛管制下。为了推动民族大融合，新加坡强行规定了每幢楼，每个公司和每个学校的民族比例，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种族隔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甚至新加坡总统长期由印度人担任。虽然新加坡总统仅起到了象征性的作用，但是这种象征正代表了新加坡要摆脱海外第二中国的政治枷锁，成为一个崭新独立的国家。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李光耀是个香蕉”。外黄内白。李光耀博得了很多西方人的称赞。但其实李光耀的治国理念的根本还是中华法家这一套，只不过换成了西方的法条和他自己独特的治国精神。李光耀曾经在港督彭定康面前大骂英国人的伪善。他还是信奉儒家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一套，只不过表现形式和古代的帝王不同。李光耀是个有底线的精英政治家。他强力控制舆论，控制选举，监禁政敌却不把他们弄死，也不会派人去暗杀去株连九族。这一点上，深受西方影响的李光耀做的和亚洲那些独裁者显得那么的不同。

在美国我们能看见大量的新加坡人大骂李光耀。但其实新加坡人真的应该感谢并且纪念这位新加坡开国之父。新加坡避免了中国的文革历史悲剧，也没有台湾两蒋时代的军管，更免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动荡的国内形势。新加坡人享受到了李光耀创造性的祖屋政策带来的廉价住宿环境，避免了香港人世代成为房奴，世世代代为房地产商工作却只能居住在三四十平米鸽子窝内的遭遇。新加坡国土面积比香港更小，若是全面放开房地产市场化，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弹性很小，必然导致房价一飞冲天。高企的房价必然严重制约全体老百姓的购买力，沉重打击其他产业在新加坡的发展。

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是悲观的。他认为他身后的新加坡会陷入缺乏政治强人的民主纠缠，新加坡会为了议会民主付出踟蹰不前的代价。同时，女权主义泛滥导致新加坡女性生育率全世界倒数前五，这将极大地危害到新加坡下一代的经济发展。李光耀深知各种政治制度的利弊，在拥有政治强权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最有利于新加坡快速脱贫的道路。他用政治精英的思路改变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用了一代人时间就让新加坡人全民说英语，普及了高等教育，充分提高了国民素养。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超越美国人均GDP的最发达国家之列。若是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可能还会在马来西亚联邦的泥潭中深陷而不能自拔。这样的弹丸小国追求民主很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的全军覆没。李光耀用他超级精英主义和铁腕使得新加坡成为新加坡最清廉的国家。他自己本人就不屑于贪污，这位剑桥双一等法律荣誉毕业生在学生时代就不屑于和不和自己一个等级的人沟通，在执政中更不屑于和农民变成土财主似的收受不义之财。他的从我做起，构建了新加坡清廉的政治架构和严酷的反贪体系。当然随着他死后，再没有第二位李光耀般的超级精英的出现，注定了新加坡的未来踟蹰不前，不能继续延续老爷子在世时候的辉煌。

新加坡是人治的典范。当然从中国人的感情角度上来说很难接受李光耀这般脱亚入欧，去华说英。但这个华人占四分之三的花园小岛，的确是华人值得敬佩的楷模。但看着李光耀和其子李显龙流利的中文，再对比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使后代的全英文教育斗大中文不识一个，真的谁内心里更留恋中华文化，自然有了高下之分。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精英统治者的不可复制性。一旦开国先贤过去，后继又无人的话，很容易引发未来三十年的社会问题。而美国的开国先贤深知这一点，用制度保证了国家未来的繁荣发展，而不是祈求出现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乔治华盛顿，伟大的托马斯杰弗逊。即使是烂如布什总统当政，也丝毫不能影响美国前进的脚步。而新加坡的问题是不能包容不同和糟粕，李光耀只做他认为对的东西，而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对的东西。他认为美国对先进科技的追求是它成功的源泉，而对毒品、烟酒、色情、低俗的纵容是李光耀不能容忍的。但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更没有一种制度既能抑制所有坏的东西，又能激励所有好的东西。在新加坡严酷抑制低俗的同时，新加坡也成为了一片文化沙漠。给予政治精英极大的抑制恶的权力，也就提供了下一位政客在这个体制下抑制善的权力。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李光耀，不是人人都是剑桥法律双一等荣誉毕业生还能身居如此高位。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经过了改革开放的种种好的改革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却也无法抑制诸如文革和计划生育这样极大的对民族未来有着极大危害性的大恶；而美国虽然无法抑制诸如底特律这样的小恶，但却可以包容不同种的文化、各式的精英，为美国的百年继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李光耀深知笔者所言的一切。他的理性选择还是选择了铁腕政治结果正确，用他的开明专制造就了今日新加坡的繁荣昌盛；而不是选择一个程序正义追求未来虚无缥缈潜在的发展，却只能带来今日无休止的议会政治斗争和政治蹉跎。比起长远利益和程序正义，华人更多的追求还是当世的幸福。当然，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极低的生育率正表明华人对当世幸福的极度追求，也会为下一代的发展蒙上重重阴影。骨子里讲，李光耀不仅不是香蕉，还是外白内黄的典范。套上了西方法系的外衣，新加坡实际上还是在复制法家思想的精髓。当然下一代，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也会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付出代价，毕竟在上一代两边政客做出的理性选择是追求这一代的现世繁荣，追求集体幸福而忽视了下一代的长期制度约束，忽视了每一个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这也是这个民族的选择，有现世理性的极端合理性。但不正是这种现实理性导致了中华文明在过去200年的蹉跎坎坷、令人唏嘘么？

春假的时候听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的莫扎特第39、40、41号交响曲。波士顿的交响剧院非常的古朴雅致，看上去比较破旧，毕竟经历了百年沧桑。但波士顿这个交响剧院的音响效果非常的好，比较上海大影剧院、音乐厅和东方艺术中心，这个一百多年前专为音乐设计的剧院回声效果一流。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翻看节目单的时候，注意到乐团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国际音乐比赛的优胜获得者。其中不乏几个年轻的中国女性面孔。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更多的能力把孩子送去学艺术，送到国外的知名音乐学院深造。当然艺术这个金字塔尖很高也非常陡峭。每一层往上爬都有着比科学更高的淘汰率。而艺术能够站在金字塔尖获得待遇目前又和难度不成比例，这也决定了艺术这个东西是贵族的项目。家里没有隔夜粮，就不要去搞艺术。我在上海汾阳路见到的亦莫不是如此，音乐学院门口满街的奔驰宝马路虎，注定了艺术的高贵。

团里的几位中国姑娘，年纪约莫30上下，无一不是出身院校高贵而又在全世界各项音乐比赛中获大奖的。很是敬佩。

Fort Lauderdale是一个不为国人所知的地方，但是对于我这种穷游一族来说，Fort Lauderdale机场是我们的必经之地，FLL机场是美国三大廉航Southwest, Jetblue 和Spirit的枢纽机场。由于我最后需要从FLL机场飞离南佛罗里达，我们顺便在Fort Lauderdale附近玩了一个下午。

Fort Lauderdale号称美国的威尼斯，其水道极为丰富，游艇数量之多居全美第一，可以说此处算是美国的富人区。与威尼斯略显不同的是，Fort Lauderdale河流人工开凿的痕迹太过明显。横平竖直的人工河流堆满了动哉数百万美元的各式游轮，好不热闹。近看那些游轮，小至十数万美元的几米小快艇，大至三五百万美元的多层宽大游轮，林林总总地停泊于夕阳西下的河道内，显得那么的安静。联想到这些游轮出海的英姿飒爽，此刻我瞧见了这些游轮的另一个侧面。略显不爽的是游轮所停靠的内河马路沿街都是私人住宅，用严密的铁丝网或者砖墙隔离游客们步入近观的雅致。周敦颐所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其实真的买游轮的话，养一条船的成本远大于买船的成本。据说芝加哥密西根湖口停一条船的一年租费就相当于游艇价值的三分之一。这样的高租金更是社会地位是身份的象征。当中国的富人们还在炫耀香车豪宅的时候，美国的富人们早就走在私人信托、捐款、游轮和私人飞机的路上了。这也难怪，这个阶段是中国的这些新钱们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几十年后当中国的新钱慢慢变成老钱之后，中国的富豪们也会自然而然的过渡到美国现在的状态。富一代和富二代三代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手中财富的来之不易程度大相径庭，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金钱和世界的价值观也会充满差异。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应该是新钱旧钱交织的：新钱说明社会阶层中满流动性，下层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中上层的社会地位和资源；老钱的存在说明社会保护财富的机制非常完善，富人有机会通过不断的投资为社会的各个领域做出长远的投资安排。如果一个国家只有老钱，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缺乏活力和社会的上升通道，底层百姓难以通过奋斗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欧洲已经发生了。而如果一个社会始终只有新钱而没有老钱，说明这个社会的财富保护机制非常薄弱，财富难以实现代际间的传承，往往富不过三代这笔财富就被革命没收了或者被子孙后代败掉了。这样的情况对于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运行非常不利，会导致资金作出短视功利的选择而无法进行长期的社会资源调节。这样的情况在3000多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反复发生。富不过三代的历史悲剧如果不能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中得到改变，那中国依然还会走在3000年不变的历史轨道上，既让人唏嘘又给人一种时而暴发户时而落魄的感觉。

Fort Lauderdale也是我人生中吃到第一张罚单的地方。在还车前的半小时我们的车子被条子贴上了一张45刀的乱停车罚单。这实在是有一种临门一脚被人铲倒的感觉。我十分感慨Fort Lauderdale警察工作的勤奋和高效。居然在一个周日的晚上仅仅在我吃晚饭的一个小时内就能发现我的违章停车并且迅速果断地在我出门之前贴上了罚单，让我争辩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停车的位置在Fort Lauderdale水乡的E Las Olas Blvd.主干道上，这条马路晚上的感觉像极了上海的衡山路。华灯璀璨，两边好不热闹。我们停的马路上的咪表隐藏的非常好，让我们误以为这条路上的某一片区域停车不要钱。其实等我们吃饭回来看到罚单后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标志才知道原来是某一段停车会被拖车拖走而另外一段路上停车不会被拖走但是要交钱。吃了这一个亏后，我知道以后停车一定要仔细观察下周围的每一张告示，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白送冤枉钱的事发生。其实交通违章罚钱最便宜的就是乱停车，在马路上超速或者被警车拦下来动哉三五百的罚款远比这45美元贵的多。这件小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警察执法的高效。中国马路上违章的太多而警察总是无力通过有效的罚款阻止违章的发生。这一点上中国的警察们需要好好向美国警察们学习。

大沼泽国家公园是此次南佛罗里达之行的一道小菜。大沼泽国家公园位于佛罗里达陆地最南。我们驱车直入却犯下了玩国家公园新手最大的错误：没有加满油就往国家公园里开。当我们发现得知周围48英里毫无加油站时候，我们车子里仅剩的四分之一箱油已经不够从everglade入口到flamingo来回96英里的旅程了。不得已我们在flamingo唯一的加油口加了我到目前为止最贵的一次油。那地方5.2美元一加仑的油价足足比外面2.3美元高了120%以上，搞得我们狼狈不堪。万幸的是我们及时地在5点半加油站关门打烊之前赶到了flamingo，终究不至于落得我们的小破civic在大沼泽国家公园里汽油耗尽抛锚的窘境。真如此，可能真要在这荒芜的国家公园黑漆漆的夜晚中呆很长时间了。此处的加油站只有一个加注燃油的管道，机器上甚至没有刷信用卡的装置，以至于员工5点半下班后就无法再加油了。幸好天佑我也，车子终于在燃油耗尽前补充到了新鲜燃料。此行我们得出了一条珍贵的游玩国家公园的教训：看到还可以的加油站就要赶紧把油加满，省的出现断油或者不得不用超高价加油的惨痛经历。这大沼泽国家公园内部可谓是荒芜一片，上百公里的行车路程大部分时间都是前不见车后不见车，前不见人后不见鬼，加之没有路灯和加油站，在漆黑的路上行驶真是胆战心惊。美国的地大物博可见一斑。说实话，这片富饶的土地再装个十数亿人毫无问题。这是我自驾玩过的第一个美国国家公园。以后我一定还有更多的机会自驾更多的国家公园，体味美国风光多彩的全景。

久闻keywest大名，自从上次从奥兰多归来，我就听闻了这美国大陆最南端的风景之美，也对这次keywest之行充满了期待。

Keywest上的酒店价格实在是惊为天人，可能算是全美大陆住宿最贵的地方。大概也是因为此地远离美国大陆本土一百英里以上，所以物资都要通过不菲的运输运至岛上，加之keywest地小游客多，导致酒店业价格居高不下。甚至会有大量酒店的价格在一千美元一夜以上。由于第二日需要一早去到干龟岛，我们不得不选择在keywest岛上留宿一夜。岛上第二大特点就是停车非常困难，由于游客的大量存在，keywest上的汽车速度和自行车也没有大的分别。于是乎我们选择租了两辆自行车在岛上骑行。这家租自行车公司提供的自行车也非常奇怪，没有手刹功能，只能通过反骑来提供阻力。这给我们的骑行带来了不少困难。这家车行甚至在晚上6点半就下班了，以至于我们还车的时候只能把车钥匙通过门上开的小洞扔进上锁的房间内。我在想，这样奇葩的还车方式也只有在美国这样一个信用高度发达的社会内实现。其一在于消费者的素质和平均收入水平非常高，不太会出现拿了自行车溜走的情况；其二在于租车公司留有消费者预授权的信用卡信息，如果发生车辆丢失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信用卡追偿损失。而这两点在目前的中国都很难做到，很多城市也尝试过自行车租赁业务，但最后都因为车辆大量丢失而不了了之。

要说开去keywest路上那条举世闻名的US-1高速公路，说实在的也没想象中的震撼。公路两侧并不完全是宽阔的大海，而是大量的树林和小店。在绝大部分的路面上看不到海，并且要遭遇到红绿灯和堵车的困扰。最美的风景在那段七英里大桥上，这段路曾经拍过施瓦辛格的成名作真实的谎言。开到坡顶松掉刹车的一刹那整片海景尽收眼底，甚是美哉。这条美国公路和中国大部分的高速公路很是不同，晚上并没有路灯。所以晚上在大桥上行车甚是危险，在某些路上稍有不慎就容易开到海里去了。开句玩笑，民主自由的美国由于在高速公路上安路灯不赚钱干脆就不安了，而在相对不民主自由的中国由于政府的强制规定大部分的高速路都装上了路灯，使得夜间行车多了一分保障。

整个keywest的精华部分都在whitehead st.上。这条路最南面有美国大陆最南端纪念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美国版天涯海角；最北面有著名的日落广场Mallory Square；中间还有海明威故居。Keywest最美的部分就在她的日落，整个岛也被称为日落之城，Mallory Square可能是整个美国大陆观看日落的最佳之地。我们一共去看了两回日落：第一天我们看到了一轮红日迟迟落下的壮美景色。最后的那一分钟我们隔着墨镜看着那一轮红日浮在水中到慢慢沉下，体味到了夕阳的壮丽。第二天最后三分钟那轮红日被一大片白云遮住，错失了最精彩的日落，颇有遗憾。这美国之南给我冬日里那美不胜收的夏景，让我流连忘返。

Dry Tortugas也是此次佛罗里达之行的重点。干龟岛坐落在keywest以西70英里，堪称一座世外桃源。那里的水之美，天之蓝，绝对让世人为之留恋和惊叹。这座隔世的小岛上每天最多接待200名游客，没有电没有淡水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甚至没有厕所。与大量游人如织的中国国内景点相比，更值得留步和赏玩。躺在干龟岛与世隔绝的海滩上，吹着习习海风，其他的海岛景点与之相比简直是弱爆了。此行中最让全游船乘客不能忘怀的恐怕是2个半小时的颠簸航行了。深海中的航行和泛舟西湖截然不同，动哉一米以上的大浪能搞得全船人非常不舒适。在事先吃过晕船药的前提下，还有大量的游客在船上吐到不行。甚至连船员都很难在大浪中在船内行走。我不由联想到西方文明是建立在海洋上的，北欧海盗和西欧人就是靠着远洋出海发现了新大陆而到今天称霸世界。而作为大陆民族的东方人很少有深海扬帆的经验，直到150年前北洋水师还在颐和园里练船，自然很难与西方列强在海上抗衡。海上的民族多冒险而陆上民族多保守。也许正是这种不擅于冒险的精神导致了中华文明在最近的一个世纪内落后于全世界。唯有这次难得的深海航行体验，让我不由得对行驶在远洋深海中的船员们表示敬佩，这种大无畏而又寂寞的远航精神，值得每一位未来的开拓者倾慕学习，更值得我们这个既怕孤单又不愿意开放的民族探索。我甚至发现船上亚裔晕船的比例高于白人。这种天然的对海浪的本能反应应该是几千年自然进化的结果。亚裔民族是土地民族，留恋土地厌恶探索，追求安稳反对冒险；而白人民族是海洋民族，海盗文化带来的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中国人很喜欢同情弱者，土地文化需要的是同耕同息；西方人更喜欢劈荆斩浪，占领的殖民地就是自己的，失败者面对的就是灭亡。从哥伦布到麦哲伦；从佩里到蒙巴顿，莫不是如此。儒家三千年的价值观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即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多么的西化，从小小的一叶扁舟不同族裔的生理反应就可以看出物种数千年的进化演进绝非一日之功。

最近20年，中国经济始终成为世界经济形势预测的焦点和热点话题。西方媒体屡次预测的中国奔溃论始终没有发生，反倒是中国经济在最近的35年间始终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为世界舆论和大众刮目相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增长30年。在林林总总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中，林毅夫教授在过去30年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十分精确，让诸多经济学者和大众信服。但这一次，林毅夫教授的预言未必能够再一次地如水晶球一般精准地预言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走势。

最近15年间，随着高新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得到普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被逐渐改善。原本低效冗员占据社会主流的国有经济格局正在被BAT、华为、小米、联想等一大批拥有自主研发实力的高效民营企业所取代。中国甚至在最前沿的互联网高新企业中和美国平分了世界上最成功的6家互联网企业（BAT与FLG）。百度的李彦宏作为世界上首批掌握了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海归精英，为中国带来了世界上只有四个国家才拥有的搜索引擎技术；阿里巴巴的马云在1995年的首次美国之旅中就发现了互联网的无限商机，1999年在杭州白手起家，用十五年的时间把阿里巴巴从一个杭州破旧公寓内的小作坊变成了一家在纳斯达克市值排名前15的伟大公司；腾讯的马化腾把QQ的企鹅像和微信传遍了世界；华为的狼性文化和员工孜孜不倦的加班精神让华为的通讯架构产品遍及了五洲四海，据说全世界所有的越洋航班上都有华为的销售和工程师的身影。中国的互联网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中国经济从一个衣衫褴褛的农业国家带入到了充满二十一世纪浪潮的互联网国家当中。如今北上广的繁荣昌盛对比三十年前还被西方人认为是梳着辫子的东亚病夫，显然，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巨大的。

但如果用直线型的思维模式来推演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那可能会犯下和20年前用直线型的思维方式推演日本经济趋势同样的毛病。90年代中日本经济高度繁荣，人均GDP甚至高于美国，国家总体GDP甚至大有赶超美国的趋势。但随着之后日本人口结构的极度恶化，老龄化给这个东方的勤劳大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后保守老龄化之苦，人均GDP不升反降，总体GDP现在连美国三分之一都不到，甚至只有中国的一半。在20年间经济持续萧条中，日本政府和央行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都无法改变日本经济过去20年内持续萎靡的状况。与中国政府现在所作所为一致，日本政府进行了大量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央行采取极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一度曾经降到过负数。这些措施仍然无法挽救日本经济持续下行于水火。而中国当下的人口结构和日本20年前非常类似。更甚者，中国在未来的20年间要经历比日本更为严峻的老龄化速度和年轻人口数量的衰竭。其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会因为老龄化得到极大削弱。

老龄化首先会带来社会抚养压力的上升，使得养老金体系呆滞甚至破产。由于中国执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社会抚养比一度低于40%，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低值。30年前中国用减少4亿以上年轻人口的方式换取了世界上抚养压力最小的一个时间窗口，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极度追求世俗成功的中华民族用了30年把一个人均GDP不如非洲的穷国逐渐建设成了接近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楷模。但随着这批毛泽东时代高生育率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计划生育国策下的中国经济讲面临极高的抚养压力。到30年后，中国的社会抚养比例会高于65%甚至70%以上，这样社会产出的一大部分都会消耗在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口上。处于中年的一群劳动者将不得不付出相当于现在2倍的劳动强度或者劳动时间来支撑目前的社会抚养体系。如果目前的养老金体系在目前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仅仅为15%的情况下还入不敷出，那这样的体系又如何能在30年后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40%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正常运转？东亚民族的长寿基因和对下一代教育的热衷又会在极大程度上延长老年阶段和青少年阶段的社会抚养年数和压力，缩短有效劳动年限，在我们计算的基础上对社会抚养体系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处在目前加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转折点上，其人均GDP仅为日本处在这个世界节点人均GDP的六分之一，其国力远无法像日本那样在未来维持其一个高度老龄化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老年人体面的晚年生活。易富贤先生所言20年后中国“一人中风，全家瘫痪”的情况会在大江南北普遍发生。80后90后将比他们父辈面对一个残酷的多的中年危机。他们的父辈的中年迎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历史上最轻的抚养压力度过了他们的中年生活，而80后90后这一代将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最沉重的工作压力，还要在中年阶段面对历史最沉重的中年赡养父母的危机。尤其是进入大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蚁族，在房价最高企的年代成为城市的打工下层，却无法把父母接到大城市中，在中年阶段要面对要么要么父母在老家孤独而亡的凄惨晚景亦或者不得不跳槽去家乡的一个低薪工作。因为他们在中老年阶段最需要同胞手足助力的时候，身边缺乏可以依赖的对象。社会抚养危机是独生子女政策30年后带来的迅猛老龄化的第一重问题。

其次，青年劳动力人口迅猛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巨大问题。首先，一些需要年轻劳动力的岗位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会导致这些蓝领岗位的劳动力薪酬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社会用工成本将会迅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目前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以为继。中国人追求做人上人的教育模式又使得新一代的年轻劳动力回避这些蓝领体力岗位，从而进一步推高这些岗位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们甚至已经看到一些蓝领岗位的薪酬水平已经大幅超过一些简单的办公室白领岗位。以往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蓝领和白领工作间的负向薪酬补偿（蓝领薪酬<白领薪酬）已经逐渐扭转为正向薪酬补偿（蓝领薪酬>白领薪酬），这种趋势在未来的三十年间会得到进一步加剧。而高企的蓝领劳动力需求将会极大推高社会的生活成本，使得中国经济之前积累的巨大财富的效用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很多人现在评估15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在中国安度晚年。但这仅仅是按照现在的劳动力状况估算出的价格。20年后随着中国的蓝领劳动力价格飙升，可能会出现修个马桶要4000元，医院护工陪护一天需要8000元的价格。按照现在充裕青壮劳动力估计的生活成本绝对不可能是20年后的真实写照。和日本这样的东亚民族一样，中国是一个相对比较排外的国家，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引进大量年轻劳动力，承担起中国大量存在的蓝领工作需求。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量过于巨大，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的种族可以弥补这么多数量勤劳聪慧的年轻劳动力缺口。非洲、东南亚、拉美国家虽然年轻劳动力众多，但其劳动素质、勤劳程度和智商均远远无法达到中国未来对年轻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况且这些国家的输出型青壮劳动力绝对数量也无法满足中国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中国相对排外的用工企业和政策制定机构也会和如今的日本一样，即使面对巨大的年轻劳动力危机也不愿意接受这些国家的年轻移民。社会劳动力供给的巨大缺口是制约中国未来20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80后90后独生子女们如何能够填补他们父辈退休带来的岗位缺口，是一个政策上无法回答的困难。一个人要同时继承他们父母辈空缺的两份职位，这是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给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面对这个问题，目前的任期制政府也是无法解决的。当年中国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当届政府无法通过未来30年长远的经济规划。全面开放生育甚至补贴鼓励生育会加重当下任期内的抚养压力，给中国的财政形势雪上加霜，但受益的却是三十年后拥有充沛青壮劳动力的政府。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下，政府是无法做出这样对长期有利对短期不利的决策。更糟糕的是，未来三十年的青壮劳动力现在都已经被生出来了，现在我们的补救措施即使有效，也无法改变未来三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格局。当年的政策误判已经也会继续给未来的经济形势带来日益严重的局面。我们将会不断地在国务院总理口中听到“今年的经济压力比去年更为沉重”。压在总理身上的是30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遗患无穷的沉沉人口负债，需要中国人用不止一代人去偿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计划生育恶果带来的未来劳动力需求的衰减将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带来最严重的困难。如果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会带来社会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而计划生育带来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将直接打击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每个父母退休后他们的工作岗位都会有人接替的。随着中国未来人口中位年龄的急速上升和社会整体老龄化，社会消费需求最旺盛的年轻人团体的消费需求将会下降。有些工作岗位将会不复存在了。举个例子来说，中国15~30岁人口数量将会在未来20年内下降40%，而这个群体正是安踏、李宁这类运动用品厂商的目标客户群。可以预见，这个区间人口数量的急速滑坡将会关停大量的安踏、李宁工厂和门店，导致这些岗位的流失。这些岗位将会消失在人口锐减的潮流中。而如果中国有着印度这样合理的人口结构，15~30岁人口数量将会在20年后比现在增加20%以上，这将意味着安踏、李宁拥有大约20%的产能扩张能力，多出20%的工厂工人和品牌直销店。而这样美好的愿景将会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衰减而不复存在。我们知道，年轻人的消费意愿和综合消费需求是远超过老年人的，一个年轻人为主的国度衰败成老年人为主的国家，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多么恐怖的劳动力需求衰减。中国的安全套需求、卫生巾需求、衣服化妆品甚至食品需求量都会下降，这将会给内需不振的中国市场带来更恶化的未来。到时候内需不再会是不振而是彻底的衰败了。当然医疗、养老、殡葬服务这些伴随着死亡的劳动力需求将会逐渐上升，将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一个国家只有这些产业繁荣昌盛，而其他行业全面衰败的话，这个国家也距离死亡并不遥远了。致命的是，社会老龄化和中位年龄的大幅上升会严重地打压社会的创新和创业能力。别看中国现在的创业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如果生育趋势不发生改变，这将是中国这个世纪内的最后创业浪潮了。因为首先创业是年轻人的游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年轻人数量锐减的情况下继续产生这么多源源不断的新创企业。你能想象一群五十岁的人比一群二三十岁的人更有创业热情么？这样的事情过去不会发生，未来也不会发生。其次社会对高新技术的需求将会随着老龄化而降低。老年人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不需要那么多新鲜技术，维持现状就足矣了。这给初创企业带来的打击也是十分巨大的。为什么日本今天的创业公司几乎不存在？为什么iphone/ipad这样的高科技在日本卖不动？因为日本的老年人宁愿看纸质报纸也不愿意用ipad。人类不同年龄阶段的生活状态已经宣判了创业创新在高度老龄化社会中的死刑。我们又如何期待在未来比日本老龄化速度更快的中国产生比现在更多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呢？日本曾经的丰田、日产、索尼、松下的成功是日本战后婴儿潮一代40岁左右建立起来的，而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年轻人口无法及时补充，曾经辉煌的索尼、松下已经距离死亡不远了，而新的类似丰田、日产的伟大创业也做不出来。这正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对社会劳动力需求的降低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中国的航天、军工、互联网产业将无法维持过去30年内飞速增长势头，更不用说社会抚养迅速压力增大后，第一块要砍掉的财政投入就是这些产业。15年前时年31岁的李彦宏、35岁的马云和29岁的马化腾建立起了如今的BAT帝国；而如今的创业企业，我预言在未来15年内是无法达到目前这三人的高度。万达创始人王健林坦言目前中国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已经远不如十五年前，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人口的老化。如今看着热闹的初创公司将会随着社会中位年龄猛增对创新需求锐减而成为昨日黄花而后继乏力。其次社会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将会因为上面压着太多前辈而受到严重阻碍。在日本老年人占主导的公司不仅没有竞争力，而且论资排辈严重，退休工人啥都不干拿的工资甚至比在公司天天加班到半夜12点的蚁族工资还高。这样畸形的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将极大地压榨年轻人劳动成果，使年轻人失去创新和实干的动力，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很好的财富上的体现。从而抑制整个社会效率。成为啃老一族不仅是年轻人的问题，更是上一辈人少生孩子带来的无奈的选择和恶果。社会老一代的舆论苛责年轻人啃老，不仅是对他们的极大不公平，也是上一代对自己少生孩子带来的恶果的重大责任的回避和漠视。

东亚民族是一个大的囚徒博弈的受害者。每个人都追求自我效用的短期最大化，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搞的下一代孩子在求学、找工作、晋升路上要面对比人口结构合理的美国、印度大的多的多的压力和困难。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误区，中国人普遍认为的养孩子养的太少的原因是养不起，而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养孩子太贵的原因是养的太少。如果社会普遍都生三个孩子的话，社会的抚养成本甚至会小于目前的情况。孩子的稀缺性将会推高一切有关于孩子的社会资源价格，扭曲正常的市场价格。生孩子本来是一件规模经济的事情，被中国人囚徒博弈成了规模不经济，选择减产到均衡数量的一半以下，产生了数以亿记家庭的规模不经济。大家都朝着精养一个孩子的模式进行着下一代军备竞赛，极大扭曲了抚养价格。殊不知，精养一个的成才概率和粗养五个比起来要小的多。更不要说中国这个民族高度均一化，孩子的平均智力世界第一，勤劳程度举世无双。说实话强推的教育对汉族小孩的影响尚有待讨论。中国经济终将有一天会为不让这数亿高智力的孩子出生而感到扼腕叹息。人不仅是社会的负担，更是社会的财富。否则人类社会如何进步？中国扼杀了数以百计的潜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数以百万级的优秀工程师、艺术家和科研人员的出生，也扼杀了数以几十亿双衣服、鞋子、袜子、帽子的需求、扼杀了中国未来的上千亿吨粮食产量需求。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间所有人终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毫不怀疑在中国未来不发生重大动乱的情况下，中国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但其实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如此勤劳、聪明、追求世俗成功、没有宗教束缚和文化冲突、高度均一化的年轻而又充满活力、善于创新和模仿的中国的GDP总量应该在慵懒的美国的4倍以上（人均GDP接近甚至超越）。但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中国的GDP总量将可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的2倍，甚至在本世纪结束前重新被美国甚至印度反超。印度这样被李光耀评价为好夸夸其谈而从不实干的民族若是在本世纪结束前反超中国，真是对中国人的莫大讽刺，但却也是全体勤劳勇敢又善于创新模仿的中国人的无可奈何。而美国，将凭借着全世界最合理的人口结构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继续引领着世界科技、文化、经济、军事变革的潮流。虽然美国国内的医保、种族、好吃懒做问题愈演愈烈甚至在长期内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但这些问题比在美国未来源源不断的充裕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大前提下，都不能影响美国经济前进的大局。而中国人以及东亚民族特有的极度勤劳和极度聪慧，会在劳动力供给端和需求端萎靡不振的现状下显得微不足道。有人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会解决这些问题，殊不知劳动力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萎靡不振恰恰是阻碍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最重要的原因。

在很多制度经济学的教材中，新加坡的案例已经被分析的很透彻了。新加坡现在作为成功经济体的典范，被很多人啧啧称道；但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很多新加坡人却对新加坡的种种制度颇有微词，甚至把新加坡骂的一无是处。我尝试着用我自己的视角来分析新加坡这个国家。

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其国家制度甚至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君主社会。李光耀作为率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光荣国父，带领着人民行动党长期占据着新加坡的执政党地位，引领新加坡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新加坡目前保持着亚太地区最独立的经济架构，并不像韩国日本那样高度依附于美国，其经济独立性是亚洲四小龙中最好的。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国父和掌舵者，功绩是巨大的。

但我这里要指出的是新加坡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新加坡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第一，新加坡地方很小，弹丸之地。整个城市位于赤道附近，无论是地理结构、社会生态、意识形态还是气候都高度均一化，导致的产业结构非常单一。以一个专营股份公司的方式经营绝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略。新加坡不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业，甚至水电煤石油天然气都可以从全世界和邻国进口。而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极为辽阔，产业结构多种多样，气候变化繁多。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具有所有工业产业部门的国家，其经营模式、商业规律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用新加坡这种国企独大的单一模式运作具有不同规律的行业，显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新加坡产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例如航运、电信和金融业，这些行业都不需要依赖地理资源，产业的单一化给李光耀的铁腕统治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举个例子，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甚至低于中国，任何街上对人民行动党不利的言语都可以给记者带来牢狱之灾，但这并不妨碍新加坡单一产业的繁荣，因为新加坡只需要这么几个产业就可以了。而中国大陆的情况截然不同，一个十三亿人口幅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需要的是各个行业的百花齐放，而不是政治高压下的单产业畸形繁荣。

第二，新加坡的繁荣是建立在其母国马来西亚在经济和制度上的衰败的基础上。没有其母国马来西亚衰败，就绝没有新加坡繁荣的今日。这和香港三十年前的情况很类似，香港作为当时封闭的中国大陆通往海外的唯一通道和桥头堡，她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国内地的封闭基础上的。没有当时中国大陆的封闭，就没有当时香港的繁荣。而在香港回归后，随着中国大陆的逐渐开放，香港地位的逐日式微是板上钉钉的事实。香港的繁荣是祖国大陆的不幸，香港的衰败正说明了大陆的蒸蒸日上。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新加坡和其母国马来西亚上。

第三，新加坡扼住马六甲海峡，天然的地理巨大的优势带来的航运业的便利足可以养活全岛民众。李光耀家族可以通过控制马六甲海峡的买路钱收入养活整个新加坡，这些收入足以支持租屋政策。李光耀通过直接限制房地产市场上的房屋价格，保证了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新加坡的产业不被房地产业绑架，业主不再忍受高房租的痛苦，使得其他产业有发展的空间。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开放房地产市场自由定价一定会导致房价一飞冲天，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居住在弹丸之地的鸽子笼中用终身的收入去还贷。李光耀的铁腕治理沉重地打击了房地产业，造福全新加坡百姓。这点历史功绩，是绝难以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实现的。同样的，在台湾的早年被视为独夫民贼斯大林式的蒋经国却以一己之力，创造了台湾经济辉煌的20年，同时开放了台湾的政治生态，让中国国民党的外省人在台湾合法立足，而不再依靠暴力。如今全台人民纷纷怀念这位伟大的独裁者蒋经国。亚洲四小龙的腾飞都是从专制者手中开始的，从韩国的朴正熙、香港的港英政府、台湾的两蒋、新加坡的李光耀都可以看出，过早的民主化反而会使古老的东方国家陷入内乱和内耗中。马六甲海峡是李光耀的资本，也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本。而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本，中国没有一个能拥有马六甲海峡一万倍收入的靠天吃饭的财源，缺乏绝对的经济来源支持全盘国有化的行为，缺乏税收基础来通过全面打压市场要素均衡价格来鼓励创新。我们没有资本去学习李光耀这种以全国之力国有化的能力。

第四，新加坡有着一位智慧的专制者李光耀，他的能力足以统治者一方小小土地。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社会的党政军财各方面，李光耀对于自身的约束也使得他是一个真正为新加坡谋福祉的开明专制者。这是很少见的。少年留学于英国的李光耀不说中文，只讲英语，但其内心的家国天下的华人情怀加之英美训练出来有素的统治能力是这一方小岛民众的福分。新加坡政治结构简单，派系单一，历史短暂，政治包袱很小。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以铁腕统治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措施，让新加坡度过了一个辉煌的20世纪后50年。但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历史包袱特别沉重，政治结构堪称全世界最复杂，派系结构高度不一致，缺乏李光耀家族这样的利益共同体。类似李光耀的统治模式无法做到力往一处使，模仿新加坡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和军阀混战的历史悲剧。特别是全国各个地方极大的经济水平差异使得单一的统治结构和政策在中国无以为继。说实话，新加坡国小，可以这么直来直去；而在中国这个超级大国，这样的政策会遭遇四处不断的变通和折扣，使得一个能干的执政者的意图完全得不到贯彻。

李光耀曾经在访问中国时说过：“我们的祖先是当年南下逃荒目不识丁的流民，你们的祖先是当年中过进士的饱学大学士。”为何今日的新加坡发展远在中国之上，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的。当然我个人并不是很认可李光耀对中国的态度。李光耀骨子里是一个半中半英的人，对中国法家这套充满崇拜却对中国文化充满敌视。早年的李光耀深受英国教育，从不说半句中文，坚持在亚洲最后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晚年的李光耀看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五六十高龄自学中文，还屡次访华，以华人的特殊身份促进中国和新加坡的经济交流。李光耀内心对西方文明极度敌视，曾在港督彭定康面前大骂西方制度的伪善，却不得不在施政和经济发展中采取模仿西方的诸多模式。他既不相信西方文明，又排斥中国文化，这种半中半英的模式始终萦绕在李光耀心头，伴随他终身。但李光耀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人，作为新加坡国父他让这片贫瘠的土地长出了累累硕果。而相反，完全采取美国政治体制和架构的菲律宾却深受民主之害。东方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完全适合西方的政治体制，骨子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五千年文化基因，若是生搬上西方这套政治架构，绝对是空中阁楼，画虎似猫。菲律宾抹的去是表面的东方政治架构，抹不去的是骨子里的意识形态基因。

新加坡有很多中国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在制度架构上，学习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绝不是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