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蚩尤血论“计划生育”、“后发劣势”：兼祭杨小凯先生
（一）引子：从“计划生育”政策说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一胎化”政策）于今已有三十余年。如今大祸已铸，恶行昭昭，千夫所指，穷途末路。回望历史，我们有必要对其做一个理论上的反思和总结，愿辨前车之鉴，而免后车之覆也。本文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分别出发，做一些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尤其侧重于“后发劣势”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并以此文祭奠纪念蚩尤血最尊敬的当代中国学者之一——杨小凯先生。因为“后发劣势和中国的改革路径选择”是一个大题目，蚩尤血匆忙所思必多有有疏漏错误，在此先预防性道歉，并恳请各位这方面的专家、以及各位网友不吝赐教，加以斧正。本文更因臧否人物，必引争议，所以权作“抛砖引玉”、“悬文引砖”所用，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各个话题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使所有人（包括蚩尤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能在不断的讨论中得以提高和进步。谢谢！
（二）对 “一胎化” 政策出台时历史语境的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起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1970年代初，由于源于西方的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弥散（technological diffusion），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革”中的种种混乱情况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部门生产力的提升（很多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社会内卷化”（social involution）现象，劳动生产率、机器使用率在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49年以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开始感到所谓的“人口压力”，于是从72年起开始搞所谓“计划生育”，但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生三个，最好是两个， 78年D矬上台以后在79年开始搞只生一个。至于为什么上台后要搞“只生一个”，现在有很多传闻说法。其中富有创意的解释是说和断腰有关。但转念一想，他家另外还有四个是没有断腰、可以多生的，所以我又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很靠谱。蚩尤血对于79年“一胎化”政策的起因有以下几项个人解读：
（1）他们当时确实求“发展”心切。这帮2货跟着猫SB乱整胡搞了几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自己的青春生命也浪费掉了。到了70几岁回头一看，自己人生的一大半都是极其荒唐、荒诞、荒谬不堪的。虽然大权在握，但内心对国家民族十分惭愧，夜半失眠醒来有一种对自己历史定位的强烈恐惧感。再加上被日本人和李光耀故意刺激一下（给他们说什么“我们祖上都是下南洋逃荒的文盲，你们祖上都是中原饱学诗书的士大夫”这类刺激话），于是就想迎头追上、万事以“发展”为第一优先，恨不得把当时的人口红利用到极致。这种心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看，我们今天可以理解。
这里必须指出：“一胎化”政策短期内也确实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黄亚生的文章里面提过，根据一份联合国的分析报告，80年代至今，中印两国间生产率增长幅度差异的70% 可以被“ 大量印度妇女待在家里不出门工作”这一因素所解释，而印度妇女待在家里不出门工作、中国妇女却可以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家庭的孩子少。
（2）当时人的认识也很落后，就那么点见识，受历史的局限。（王安石再天才，他又能想到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改路径？）这帮2货在长年的战乱里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无知，又是无神论者而无畏。凡自己觉得是对的就要搞、就敢搞。当时除了极个别没有话语权、说的话外界根本听不到、听到了也没人理的知识分子外，xx上上下下，既包括政策制定者，也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见识都很有限（这和二、三十年的愚民洗脑、钳制舆论、教育断代有极大关系）。当时虽然有绝对数量不少的所谓“超生户”、“超生游击队”（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媒体强烈的嘲讽对象）由于还保存有 在社会长期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下意识地、自发地、个体地反抗这种“一胎化”政策。但当时的整个社会（包括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总体而言，对于“一胎化”政策并无一种自觉的、在理论上的深刻反思和全面批判。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看，我们今天也可以理解。
（3）但是、但是、但是，“一胎化”政策能得以贯彻实施、真正发生（actually happened）最最最重要的条件（制度条件）是：当时xx的政治制度也允许他们这么干。换句话说，当时如果是一个以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为核心的制度，他就是想这么干也干不了。假设 zf 拿那些“超生户”、“超生游击队”没办法，牵不了他们的牛、扒不了他们的房，那别人看在眼里，也会有样学样。“一胎化”政策自然也就实行不下去了。比如，印度是世界上首个正式提倡“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从1952年起，印度多界政府就想搞计划生育。但印度的政治制度就不允许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搞，而只能用经济上正面刺激、福利鼓励、教育、舆论、免费发避孕药、避孕套这些方式来搞。1976年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曾企图采取强制措施推行节育，结果引起了印度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她在之后一年的大选中落败。其后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随即抛弃了甘地夫人的强制节育计划，并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主要内容是节育以自愿为原则。尽管每个印度政党都意识到人口众多的消极影响，但都害怕触犯众怒，在历次的大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强制节育的口号。所以，在不同的制度局限下，当政府有一个想法和愿望时，中国政府可以为所欲为、但印度政府却力不从心。究竟那种制度会更加优越呢？（其实，准确的说法是“究竟那种制度会相对比较不糟糕呢？”）
历史很快、很快、很快就会给出裁决。
（三）对于今天“一胎化”政策现实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如果说，历史上“一胎化”政策出台时领导人的心态和认识局限我们今天尚可理解并部分原谅。但是到了几十年以后时过境迁的今天（其实在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前景已经明显非常不妙了，海内外很多学者就已经大声疾呼、不断提醒了），实际情况中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明显迫在眉睫，黄河就在脚边、棺材就在眼前，大祸大难就在立马当下，但为了一个集团（不光是寄生萎）的私利还是要坚持往死路上一头走下去，我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完全不能被原谅了。对于最近十几年来为什么“一胎化”政策虽千夫所指、却居然不死，能祸国殃民直至今日，至少有三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这种怪相进行分析和解释：
（1）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
寻租理论认为，利益集团会通过操纵政治环境和法律系统，在没有做大蛋糕（社会总产出）的前提下、甚至是在把蛋糕做得更小的前提下，扩大自己在已有蛋糕中的相对份额和绝对拥有量（rent）。今天各级zf（包括“寄生萎”）在“一胎化”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在今天的xx，以前搞“一胎化”的种种理由和原因都已经时过境迁不存在了，今天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非常糟糕，现在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社会严重老龄化，青少年人口数远不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最近的吵吵闹闹的“养老福利缩水赖帐” 的部分（并非全部）原因就是因为此）。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无异于整个社会的自杀。但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却可以给今天各级zf和各个机构（不光是“寄生萎”）带来巨大的罚没权、审批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天量罚没收入和审批收入。为了保有、甚至扩大这些私利（自己在蛋糕中的份额），不惜用操纵政治和法律的方式把锅家民族推向死地（不断把蛋糕做小）。这就是典型的寻租现象。他们是要毁灭这个国家！为的只不过是赚一笔跑路钱而已。最可悲的是，五毛们还要把它们吹成这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明示暗示爱国就必须为它们献身。你要反对质疑它们，你就变成了卖国贼、美分党、繁殖狂（就像蚩尤血一样）。
（2）修正的“俘获”理论（A Revised “Capture” Theory）。
经典的“俘获”理论是说：政府为了调控某个产业，比如田纳西河上的水电站大坝，使之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于是设立了一个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设立的初衷是假设（suppose）其没有机构本身的私利，纯粹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运作服务的。但在实际运作中，在长期内（in long term），这个原本被假设为中立的政府机构反过来被这个本应被它所调控的产业所“俘获”（被该产业利益所腐蚀、捆绑、裹挟），成为了博弈中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反过来使用其行政力量帮助该产业最大化该产业的利益，因此不但没有达到最初设计该机构时的政策目标——最大化公共利益，反而比原先没有该管理机构时更加进一步地损害了公共利益，与最初设立这个机构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看，最初设立寄生萎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人口情况和中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结果寄生萎这个机构自身膨胀以后，该机构本身成为了利益攸关方（全国至少有好几十万上百万吃寄生财政饭的zf工作人员，有知道具体数字的网友还烦请告诉我，附带巨大的罚没权/收入和审批权/收入），反过来为了机构自身的权力和私利（远远不止该机构本身的私利、而是整个zf的私利。比如罚没和审批收入的大部分都成为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寄生萎这个机构提供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就业机会也为各级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出路安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人口问题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早已时过境迁后任然坚持过时的、已经明显错误的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最初设计该机构时的政策目标——缓解中国人口情况和中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反而比原先没有该管理机构时更进一步地恶化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的困境可以部分用修正的“俘获”理论来加以解释。
（3）杨小凯先生大力介绍的（但并非他原创的）“后发劣势” （Curse to The Late Comer）理论（可以看作是 “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 Theory）的一个变形近亲）。
在21世纪初，杨小凯先生和北大的林毅夫之间有过一场非常有名的关于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辩论。林毅夫主张（也并非他原创）的是“后发优势”（second-mover advantage）。“后发优势”原本是产业组织经济学（Industrial Organization）里面的一个理论：即新兴的公司（second-mover company） 可以通过观察 领头先驱的公司（first-mover） 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模仿领头先驱的成功经验（搞技术、管理和发展策略模仿），利用先驱公司创造出来的市场环境和培养出来的顾客群和技术人员，避免重犯领头先驱的失败经验，所谓 “免走别人的弯路、少交学费”，节约了开发成本，减少了转型时间，从而后来居上，超越了先驱的公司。大家请特别注意哦，这个理论原来的应用范围是“公司”（其实用在“公司”这个范围内，有不少支持这个理论的实例）。但是后来有人（林毅夫是其中一个典型）把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国家”，认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指中国），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管理和产业政策模仿，从而后来居上，超越发达国家。
与此相对，杨小凯先生介绍了（也并非他原创）另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后发劣势” （Curse to The Late Comer）。大家请特别注意哦，“后发劣势”理论最初的应用对象就是“国家”。“后发劣势”理论认为（抄杨小凯先生的原文）：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经济发展中的后起国家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所以，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
蚩尤血对杨小凯先生阐述的“后发劣势”理论做如下（A）、（B）两方面的深化和发展：
（A）技术模仿、管理模仿和政策模仿不但会“延缓”制度变革，而且会“阻碍” 制度变革，使制度变革更难发生。这种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a）技术模仿和管理模仿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但旧有制度下分配社会总产出的机制使得这种生产力提升的红利主要流向、而且是不对称地流向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对称地加强了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社会、阻碍变革的能力（这种不对称性的主要衡量标准就是财政收入的增长率长期远远远远高于社会产出的增长率，而慰问费用和均费的增长率又要远远高出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比如，在古代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100个农民才能养1个政府人员。在没有制度变革的前提下，由于学习模仿西方现代技术，生产力大为提高，结果允许了今天4、5个普通生产者就可以养活一个政府公务员。结果，当发生对抗时，古代100个农民面对的是一个，现在就必须4、5个面对一个。又比如，正是对源于西方的电信网络技术进行模仿改进，今天的“绿霸”、“金遁”、“甜眼”等工程大行其道。虽然你也可以说有翻墙软件这些工具帮助民众。但是翻墙软件这种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毕竟是小团体、个人的分散行为（比如，翻墙软件的使用者对于技术的学习和定期更新升级是完全分散的活动），这和动辄上千亿的慰问经费的统一使用相比那还是弱势。虽然翻墙软件开发的资金利用率会比“绿霸” 软件开发的资金利用率高很多，但后者在绝对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前者在两者间的长期竞争上并不被看好。又比如：今天各种慰问力量的装备十分先进、数量充足，管理也很有效。如果没有“通过技术模仿和管理模仿大幅提升社会生产力”这个前提，这种现象本身也难发生。
（b）在zf有意的宣传洗脑舆论引导下，通过技术模仿、管理模仿和政策模仿而带来的“红利事实”会使人们很容易误把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归功于原有的制度（make mistake in causality），对原有的制度产生一种“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the misperception、misperception、misperception of systematic advantage），增加人们对原有制度的认同感，从而消解了社会大众追求改革的动力。这种有意引导栽培下的“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 可以部分地解释 “中国社会80年代追求改革的渴望和动力远远远远超过今天” 这一现象。在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模仿还不充分，当时国门一开，大家目睹了中国和西方生产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立刻产生出对原有制度的一种强烈改革冲动。但是在今天，因为中国对西方的技术模仿已经非常充分，两者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已经大不如以前，所以大家对制度改革的那种冲动也随之减弱了。在技术模仿的潜力和增长空间被消耗殆尽之前（蚩尤血按：快了、快了、已经很近了），人性上的弱点会使大家的这种“制度先进性错觉、错觉、错觉”一直持续下去。其实，这种错觉一半是被骗、一半是人性软弱、不愿牺牲受难而导致的“自欺欺人”。过去有很多人（包括西方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对苏联在30年代～70年代的“成功”也产生过类似的“制度先进性错觉”，海耶克对此有过专门的深刻分析和批判。
其实大家仔细想想，中国今天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最大的功劳（95% 以上）来源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弥散（Technology & Management Knowledge Diffusion）。提高你我生产力水平、改变你我生活水平的每一样东西，有什么不是西方的原创？跟zf有根毛的关系？比如：现代农业技术、现代医药、现代交通、现代能源、现代通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管理学、现代后勤学、电脑、互联网、天气预报，… 有什么不是西方的原创？今天中国不大规模饿死人，是因为源自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弥散把今天中国的蛋糕做得太大了（全世界都一样），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要想大规模饿死人，因为蛋糕太大，几乎不可能，在全世界那里都几乎不可能。象朝鲜和1959～1961年那种极品，要不是天才还真搞不出来，你想搞都搞不出来。今天zf贪天之功，靠宣传洗脑舆论引导把功劳全都揽到自己身上，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这种进步说成是“体制的优越性”和“xxx的伟光正领导”，还极不要脸地吹出一个“切尔诺贝利京模式”来。拿现在不大规模饿死人（在源自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弥散下，今天亩产量是多少？）和60年以前大规模饿死人（60年前靠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亩产量是多少？）来比较，完全是无耻地忽视了时代的背景（context），尤其是时代技术背景（technological context）。其实这和zf、体制有根鸟毛的关系啊！（准确地说，是有极大的负相关，无之则会更加好很多）。
（B）“后发劣势”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由于先进国家制度上的自由开放性，会催生出大量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但是由于先进国家对于人权保障的制度性约束，很多这种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在先进国家根本无法得以实施和推广（注意哦：这里的重点是，想法 vs. 实施，技术vs. 推广）。但是，通过不搞制度模仿，只搞技术、管理和政策模仿，后进国家就获得了一种可以通过政府来实行、实施和推广这些“原创于先进国家的、看似“正确”、看似有理、看似高明的技术、想法、理论和政策构想”的超级能力。换言之，
在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下，政府有所为、而有所不能为；有技术可为，有技术不可为。
但在后发国家的落后制度下，政府无所不能为；无技术不可为。
这种先进技术和落后制度的嫁接（grafting）固然使落后国家获得了大干快上、迅速推广实现某些源自西方的新技术的自由度和在某些产业方面迅速超越技术起源国的可能性（比如，政府对华为等电信设备公司知识产权侵犯和潜规则横行的完全漠视、以及无限的政府贷款，政府对光伏产业产生的环保代价的完全漠视和无限的政府贷款、等等等等使得这些产业能迅速超越其西方的“老师 + 对手”），但是这种这种先进技术和落后制度的嫁接也使先进制度中原有的对新技术、新想法、新理论的 “防错” 、“纠错”功能丧失殆尽。很多看似聪明、有道理的新技术、新政策、新想法其实在糖衣下面都裹有致命的毒药（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联想起海耶克 的《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了吧）。由于人类认识的历史局限和自然局限，很多时候我们（有时是几乎所有的人）不能立刻分辨这些新技术、新政策、新想法的危害，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先进的制度，一个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制度、一个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制度、一个尊重历史长期自然演化结果的制度来防止对新技术、新想法、新理论、新政策的滥用。这正是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啊！（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居然没有学到这一条？！）。不模仿制度，只模仿技术、管理和政策使后发国家完全丧失了先进制度“防错纠错”的功能。 这恰恰就是“后发劣势”中最最致命的一条。
简言之，后发国家（不搞制度模仿，只搞技术模仿和政策模仿）固然获得了一种“实施推广技术的超级能力”，但却也同时获得了一个“超级犯错机会”。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哪有你光便宜占尽，却从没有吃亏的事？！从哲学上想也不可能嘛！所以说，先进的民主宪政制度对于人的（尤其是人作为一个集体的）骄傲狂妄无知贪婪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当时看不出来，长期（几十年以后）就知道了。这就是“制度优势”。
“后发劣势”其实是现代经济学（path-dependence）中 “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变形分支。“路径依赖”理论说的就是：过去的选择制约现在的选项范围，现在的选择制约未来的选项范围。（The choice in the past defines the option pool at the present, so does the present choice to the future options）。如果你49年选择了民主宪政的制度，那在79年你的选项库里就根本没有“强制实行一胎化”这个选项，你也就根本不会选错。对了，在这里考大家一个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问题，假设同一个人同一个效用方程，他面临两种条件制约（一）他有A，B两个选项，（二）他有A，B，C三个选项，换言之（一）是（二）的一个真子集。我们能不能说在（二）的条件制约下这个人的选择结果一定会不差于在（一）的条件制约下的选择结果，为什么？（答案可能不止一个）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中国人口危机就是支持“后发劣势”理论，反驳“后发优势”理论最有力的历史事实依据。避孕药、避孕套、上环术、结扎术、安全流产术、胎儿识别技术、人口统计、马尔萨斯理论、人口控制理论等等等等都是西方原创的技术和理论。数算最先提出搞“计划生育”、真正试验搞“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连印度都要远远远远早于中国。但正是“后发劣势”中落后制度 对于人权保障的缺失 和 对个人自由选择的尊重的缺失 使得 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上在长期内真正采纳实践推广了（adopted and actually execute）上述技术、理论和政策的唯一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十亿人的大国）。还有什么能比 “一胎化”政策更能说明“后发劣势”的例子呢？蚩尤血真的不太想得出来（类似“地沟油”这种技术的起源和应用也是很好的例子）。
时至今日，面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危机，我们已经可以完全肯定地宣布：在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著名辩论中，历史已经做出裁决：
杨小凯先生完胜，林毅夫完败。
楼主：蚩尤血时间：2012-11-21 11:45:02
（四）后记：纪念杨小凯先生兼评中国三个著名的经济学者
蚩尤血最初读到杨小凯先生的作品是十年以前。当时固然爱不释手，反复研读。但如今所学日多，年齿益长，我越发觉得杨小凯先生用中文写成的一系列思想性文章（不是学术文章）其实是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总纲性文献（我会在本文之后列举杨小凯先生各篇特别重要的思想性文章），我们今天面临和讨论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最后其实都要回到杨小凯先生的论述里去。其见识之深刻，启发之广远，实在是当代中国学界之罕见（当然并非唯一，象秦晖先生的很多文章、徐友渔先生的一些文章也是如此）。我下面举三个中国当代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名僧”并不等于“高僧”）来和杨小凯先生做比较，以瓦衬璧，而彰先生之光也。
（1）谢国忠。
谢国忠先生和杨小凯先生都从美国（世界）最好的经济系以博士毕业，他们所受的教育都代表了西方教育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很有才气的人。但是他们对职业道路和人生目标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谢国忠选择的是一条赚大钱、出大名、追求权力的宽门广道（wide gate and broad way）。去投行给有钱有权的人做投资分析当顾问，在镁光灯下搏大众名声（popularity）, 靠在演讲中说些经济学段子和写些经济时评随感之类赚容易的块钱（easy and quick money）。至于这些玩意和谢先生在MIT所受的世界上最好最严格的学术训练有什么关系，这些演讲和时评究竟有什么思想上的（更遑论学术上的、理论上的和方法论上的）价值，又有谁在乎呢？Who cares? 当然，能做好一个“大众经济分析评论家”（Popular economic analyst and remarker）也不错。积累了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后或许还有在政治上进位的可能，但光做一个经济分析评论家也有一个小小的缺陷：那就是你这个月死、下个月整个世界就忘掉你。最多最多，你今年死、明年整个世界就忘掉你。
但杨小凯先生则不同。杨小凯先生不是好的“经济分析家”他自己投资亏了很多钱，也没有靠经济分析和评论赚什么钱，但他选择的是一条在学术和思想上艰难跋涉的窄门小路（narrow gate），能真正懂得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的人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在思想上的贡献和成就的人要多一些）。但是作为一个极好的“经济学家”（Scholar of Economics）和对中国当代政治社会问题有非常深刻观察和思考的思想家（thinker），杨小凯先生死后至少五十年内都会有人记得并且在乎他。同样非常有才气的谢国忠先生和杨小凯先生在个人气质上的不同和人生选择上的不同，或许（只是“或许”、只是蚩尤血个人的胡猜乱想）可以由他们的籍贯来部分解释（一个是上海人、另一个是湖南人）。
（2）邹恒甫。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今天我们在网上读到的杨小凯先生用中文写成的一系列文章大多都是思想性文章，并不是严格的学术性文章（当然也有少数算是学术性文章）。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两者也有很多交集，有不少文章既是学术文章，也有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大多数严格的学术性文章在思想上并无建树创新，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杨小凯先生自有大量的非常杰出的用英语写成的学术性文章和书（在中国能看懂的这些文章和书的人不多，因为要懂数学，还要受过长期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他的大多数中文文章是他的思想性文章，不是他的严格学术文章。
但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指出一点：在中国当今的历史语境下（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国最需要的、对当今中国影响最大的、对中国而言最最重要的并不是学术性文章，而是思想性文章。另外，即使我们把学术创作和学术训练当作是我们的首要追求，也绝不等于说我们要神化、神话、神秘化学术、更不意味着我们要在学术政治和学术等级上搞迷信崇拜（the worship in academic politics and academic hierarchy）。这两者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事。邹恒甫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坏的例子。邹恒甫有一点鼻屎大的学术成绩（他的绝大多数东西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应用价值极小，基本属于“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那种），他就整天 用他这点鼻屎大的学术成绩 去抽打 连鼻屎大的学术成绩都没有的张维迎，以此为傲，到处炫耀，在中国的学界张扬宣传一种学术政治和学术等级上的迷信崇拜，整天神化、神话、神秘化学术研究、学术训练，和学界人事关系，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大自恋狂。另外，邹恒甫为人处事非常的轻佻，北大“梦桃源”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为什么“梦桃源”酒店里面会有女服务员要叫你邹恒甫“老公”？（邹恒甫自己主动说的哦）。你就是走到妓院里去，妓女也不会一看见你就跑上来叫“老公”啊！北大“梦桃源”再淫荡，一个女服务员会叫你“老公”，你邹恒甫恐怕也要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邹恒甫在学术上的虚荣自大和他为人处事的轻佻作风对他的学生们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很多学生虽然在技术训练上不差，但在为人和学风上十分糟糕，骄傲虚荣自私势利得一塌糊涂。公允地说，邹恒甫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戡害也未必就比张维迎小（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
杨小凯先生则完全不同。杨小凯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极高，但他并不以此自傲。相反当他在谈论学术时，完全表现出一种平实的作风，在向中国的普通读者介绍西方的学术情况时（比如：可参见《杨小凯与黄有光对话西方经济学术界的游戏规则》《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等文），他从来没有神化、神话、神秘化学术研究、学术训练，和学界人事关系的不当表现（indecency ）。相反，他对西方学术圈学术政治和学术等级上的缺陷有很清醒的认识，而且也坦承告诉中国的普通读者，并没有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挟洋以自重”的烂习气（秦晖先生、徐友渔先生在这一点上也做得很好）。杨小凯先生当然是最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但他并没有“精英气”（He is a top elite intellectual, but is of no elite style）大家注意哦，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就像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应该有“傲骨”、但不应该有“傲气”一样。在信 主以后，杨小凯先生的为人和为文更是返照空明，于诚恳平实中见博大精深。最重要的是，在杨小凯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中国文脉的传承，他没有把自己完全沉迷在（indulge in）学术象牙塔里的语言游戏中（注意哦，我没有说“学术象牙塔里的语言游戏”不好哦，我只是说“完全沉迷”不好），只知道“为往圣继绝学”。相反，杨小凯先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一种基督徒 和 中国士人共有的“积极入世”的传统。在学习和学术研究的百忙之中，他用中文写下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思想性文章，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了非常深刻的观察和思考。这些文章正是今天中国最最需要的认识上的财富，至今一直启发引导着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积极重要的贡献。他的很多中文著作都是纪录了历史和人生、可以真正传世的文章。说句实在话，我看过邹恒甫的那些学术文章和我没有看过邹恒甫的那些学术文章，对我而言，完全没有区别（make no difference to me）。但是杨小凯先生的那些思想性文章改变了蚩尤血的一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穷经无大爱，文章能传世？
（3）林毅夫。
在诸多港台人士中，祸害中国大陆的最深的就是林毅夫（其他什么郎咸平啦、张五常啦通通都要排后面）。林毅夫祸害中国大陆的主要表现是：他长期身居学术机构和政府政策咨询的要津，对中国的制度和发展路径却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和发言。居安不思危，盛世无危言，一味迎逢上意、挖空心思溜须拍马，宣扬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粉饰太平，麻痹政策制定者，误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林毅夫和杨小凯先生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毅夫面对当今中国种种如此明显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什么还会坚持“后发优势”这种谬论？其原因除了他喜欢迎逢上意，说好听话粉饰太平的个人品性外，最要命的是他思想上一个致命的认识误区。这个致命的认识误区简而言之就是：
错把国家当商家，误把公司作公器。
自古以来，中国人最爱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把国家（state）的主要角色、主要目的和基本功能定义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认为国家应该要在“社会财富的增加”里 扮演 积极的、主动的、关键的角色（从管仲到桑弘羊到王莽到王安石到洋务运动到今天都是这样想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多巨大悲剧的起源。
国家不是一个大公司！盈利不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国家不是一个大公司！盈利不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国家不是一个大公司！盈利不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大家要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
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不应该是“富国强兵”，而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
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不应该是“富国强兵”，而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
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不应该是“富国强兵”，而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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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之所以把原本是应用在公司层面的“后发优势”这个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错误地推广应用到国家（state）的层面，正是因为他在 对于国家（state）的角色和功能的认识 上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其实我真的很奇怪，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唉，他怎么会忘掉了国家的主要角色和目的应该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追求社会正义”和“建立（真法）法治（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这条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核心思想呢？就算什么都还给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这条也不应该忘了吧？
“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的根本冲突其实是在于对国家角色和功能的认识上的根本不同。如果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如上标准来衡量，那么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后发优势”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伪话题，因为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衡量“优势与否”的标准根本和财富以及具体的产业无关！
大家要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切记。
其余如张维迎、郎咸平之辈则更不入流，本文不予讨论，一概忽视。
前不见古人，后少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感怆然而涕下。
蚩尤血谨以此文拜祭杨小凯先生，愿先生在天之灵，看顾我中国福祉，保守我中华文脉。呜呼，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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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好事的，也可以把本文转给谢国忠先生、邹恒甫和林毅夫。
蚩尤血作于2012年11月20日。
Yiqian Lu 